尘埃落定

     山西来的韩三明站在三峡即将拆迁的小县城，茫然四顾，头顶一缕黄发的摩的小青年拦住他。

    “去哪里？”

    “喏，这里。”

    “奉节县青石路5号？”

    “对。”

    “五块钱。”

    “三块钱吧？”

    “这里都是五块钱。”

    “好，走。”

     ……

     摩的在茫茫江水边停下了。

    “到了。”小青年吆喝一声。

     韩三明下车，看着脚下的山和眼前的水，愣了一会儿。

    “哪个是么？”

    “喏，前面，那个有草的坡坡。”

     韩三明望过去，一片辽阔的江水中央，一块几米见方的小土坡。

    “咋地没了么？”

    “三峡工程，你没看新闻啊，整个县城都淹了。”小青年说得兴奋，“我家，就在那里——”他指着水中间一根凸出的铁杆。

    “那人呢？”

    “都散了，搬走了么。”

    “搬去哪里了？”

    “哪里都有，广东，辽宁，哪里都有。”……

    

     这是贾樟柯导演的新作《三峡好人》，英文名叫Silent Life。一个煤矿工人韩三明从汾阳来到奉节，寻找他十六年未见的前妻。两人在长江边相会，彼此相望，决定重婚。一个女护士沈虹从太原来到奉节，寻找她两年未归的丈夫，他们在三峡大坝前相拥相抱，一只舞后黯然分手，决定离婚。导演在影片介绍的最后说：“老县城已经淹没，新县城还未建好，一些该拿起的要拿起，一些该放下的要放下。”

    

     导演专注的镜头对准了每一个在三峡来来往往的普通人，工人、混混、妓女、船工、孩子，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负担着巨大变化，然而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变化中自娱自乐，正常生活着。

     来来往往的船只上是大声打牌、叫骂、调笑的男男女女，身旁安静的包裹才流露出一点漂泊的痕迹；

     残破的工地上是县城男孩津津有味吼着的《老鼠爱大米》和《两只蝴蝶》，节奏分毫不差，连颤音和尾音都模仿得唯妙唯肖；

     一息尚存的砖房里，小混混学周润发学得如痴如醉，烟要用报纸点着抽，讲话要微举手距离眼睛一米，坏笑，喊“大哥罩着你！”

     一块两毛钱一天的客栈里，阿姨面无表情地走进来：“要小姐么？……少妇？”对面只剩一面墙的危楼上，四个女人鱼贯而出，站成一线，朴素的穿着，夸张的姿势。

     砸墙的活是一天五十块，男人都在干。

     打群架也是一天五十块，小青年蜂拥而去。有些人流着血回来了，也有些没回来。

 

     贾樟柯镜头的真实让我几乎难以承受，不是残酷，那只是我们每天都在过的生活，裸露背脊上的苍蝇，听得见钝响的拳脚，它平凡得甚至丑陋。没有伟大的牺牲，没有壮烈的奉献，没有戏剧化的英雄，没有矫情的眼泪，只有淡漠的表情，和很俗的笑。感觉像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从镜子里，看到自己久违的老脸。这张不施粉黛的脸，连我们自己都忘了如何面对，贾樟柯却给了他英雄一般的注目礼。

 

     这是一个三峡的故事。和宏大叙事里的伤春悲秋不同，县城里的每一个人，波澜不惊地适应着变化，生活仍然继续，仍然精彩。

     这也是一个完结的故事。三峡蓄水，什么都变了，什么也都该结束了。

 

     两千年的古城只用了两年拆掉也好，水下埋着多少祖祖辈辈男耕女织的痕迹也好，今天的江面，已经平静得看不出一丝痕迹。

     最后的地界上，爆炸、坍塌仍在继续也好，乡里乡亲恩怨热闹不肯罢休也好，墙上赫然画着的156米淹没水位，高高悬挂在每个人头顶，已经无从逃避。

     举家迁移也好，妻离子散也罢，三峡的男人喝完手里的酒，跟着三明，去了遥远的地方那每年死十几个人的煤矿。三峡的女人去广东，“总要有个决定。”

 

     “决定”，是贾樟柯无论戏里戏外都在不停强调的词。

     “我拍电影十年，一直在拍这个巨烈变化中的社会小人物的生活、状态，社会物质的巨大进步，他们付出了最大的成本，但没有人看到。十年之后，我拍《三峡好人》，三峡蓄水了，古城淹没了，变化也该完成了。再去想这个变化本身没有意义，再去讨论三峡没有意义，它已经在那里了，永远不会复原。应该更务实一点，一切都完成了，应该有新的决定了。”

      

      韩三明说：以后想起十元钱上的风景，就想起你们。

      夔门奇景不再有，白帝彩云何处寻。三峡，终究尘埃落定。

 

      中国，是不是也该尘埃落定了。

 

      想起《世界》结尾的一句话：

      我们是不是死了？

      不，我们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