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 – 念念

心之所安即为闲

兔佛 — Tue, 03 Oct 2006 04:01:21 +0000

心之所安即为闲__欧阳应霁专访

2006.9.30

二零零三年开始，中国大陆的书店里开始出现一系列装帧精致的生活类书籍，《回家真好》、《半饱》、《寻常放荡》、《设计私生活》……作者记录生活里点点滴滴的智慧和技巧，文字与照片相互穿插，看似随意却极具匠心，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占据各大书店的畅销排行榜。自此，封页内一个穿白T恤的香港男人开始进入国人视野，并迅速成了年轻潮流群体推崇的生活导师。

他是欧阳应霁。雨过天晴是为霁，欧阳应霁在个人介绍里这样定位自己：“一个不甘心因此也不容易被标签定位的创作人。时而涂鸦漫画荒谬奇情一心造反，时而登堂入室访亲会友大做文章，或者驻守厨中舞刀弄叉饮饱食醉，或者离家出走天南地北浪荡终日。”

不拘一格、灵感四溢的文字和设计，成为一种独特的应霁风格。这个因为对各种生活细节和潮流孜孜以求而受到国内新兴“小资”阶层追捧，被奉为休闲生活大师的香港人，却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我对主流很悲观，其实休闲真的不在于去哪里，玩什么，休闲是种心灵的力量。”

你的书在中国大陆卖的很火，很多年轻人都把应霁看作他们的休闲榜样。你自己是怎么界定休闲二字的？

休闲其实是很本能的对生活的一种要求。因为忙的状态太多，所以才有休闲的需求。但如果别人觉得我是很懂休闲的人，那就真是误读了。我其实是喜欢工作的，我觉得工作要认真，要尽量做好，然后才是安心。安心的状态，就是休闲。休闲给我感觉是这样一个过程：忙忙忙……乱乱乱……然后搞定了，那一刻，那一秒，啊……是最闲的。可能下一秒，就要进行另外一个工作。每个人的休闲其实都会不同，重要的是一种态度。如果只是为了一个强烈的目的，为了休闲而去休闲，它就反而变成一种负担，就有一点麻烦了。因为比如旅行，不一定就是快乐的，也许会遇到更多矛盾和冲突，也许并不能很放松。休闲不仅是个行为上的东西，它是个态度上的主动。

讲到休闲这两个字，说说你最先想起的三个中国人，三个中国的城市？

         三个中国人。一个是我蛮欣赏的台湾画家郑在东。他是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比我大十岁左右吧，他是很典型的那种生活在现代的古人。他也喜欢游山玩水，收藏小东西啊，古玩啊，也在画画而且画卖的很好。他很清楚知道自己工作的着力点在哪里，是用玩的状态来养他工作的部分。我觉得这就是最精彩的。
        另外两个人是无法真正认识的，一个是老子，另一个是林语堂。老子是中国“闲”的老祖宗了，他思想的任何一句话到了现在，都是一个独立的想法。跳过几千年是林语堂，跟我们比较靠近，我们还可以到台北的阳明山去看他的故居呢。我最近常常要上山去看他，每次去故居坐坐，心情也好。也常常反反复复看他的书。他没有张爱玲那么锐利，那么有戏剧性，但是他的生活里有一种贯通的智慧。其实林语堂一生也完成很多事情，翻译家、教育家、发明家，他发明了中文打字，还编字典……这是多忙的一个人，但他又好像是这个世纪最闲的一个人。所以他生活里头的那种张力，那种包容，我觉得简直是偶像。
        不过你说哪三个中国城市让我想起休闲，我想来想去，只能想起哪三个城市不算。——杭州，成都和丽江。（记者汗。。）因为这三个城市你去到，你会太自觉要去休闲，休闲成了潮流，被模式化了，这种强烈的目的我觉得就和休闲很违背。

那闲字其实很难得。对于一个老百姓，你觉得闲，应该怎样去获得？举个例子，比如上海人工作一星期，周末选择去杭州喝茶，这个算是休闲吗？

这当然是，这是工作的一种调节。但是我觉得如果要真正去了解休闲、工作、生活，我们的状况还是太坏的。我们还是陷进在一种很浮躁、很焦虑的状态里。坏如何可以改变？我是相信革命的。这个革命要颠覆很多东西。首先是个人，你要问自己这辈子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不一定说你把工作辞掉就是这个革命的完成。这个革命是要你改变生活的态度，甚至包括你的饮食习惯，你的衣着的选择，你住什么地方交什么朋友，完完全全很彻底。换个说法，比如你可以采取一种绿色的，新生活的状态。当然也要看各人性格决定。一说到这里，就不是大家理解的闲了，就是有一点暴烈的行为。我自己有这样的冲动不过没有这样的能力来马上进行革命，所以我觉得不如把那个能量变成自己工作上的投入，让自己现在的工作成为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这种革命是指，不要被生活驾驭，而去驾驭生活吗？

我也不敢说要驾驭生活，但我觉得要争取对于生活的主动权。比如97年开始我没有正式上班，以个人的身份或者很小的团队来工作，特意把自己边缘化。这个感觉好比站在舞台的边上，而不是中间。因为在边缘，你实际上就有另一个最大的空间，并且灯光暗暗的，你可以做很多离谱的事情。如果在中间那一点，大家都看着你，你也许得到最多的掌声，但是没有用，幕总是要落的。

你说要脱离主流，是因为主流会扼杀很多，让人没有办法进入真正的“闲”？

对，因为主流是什么？主流就是利益，就是这个“$”。主流里的休闲是怎么样，是有组织有利润的，比如集体旅游，所有一切都安排好，为什么安排呢，因为有价格、利润、有交易。虽然主流是天罗地网地存在，你不可能真正逃离，但某些事可以妥协，有些部分还是可以去争取啊，还是要清楚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我比较佩服那些尽量争取大部分时间，工作，不在主流，不在“气场”的生活。或者起码是一部分时间可以脱离“气场”，这样你可以保留创作者的独立的观点和能力。

你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进入这样一种边缘状态？

和媒体访问开始。（笑）因为你问啊，我就想该怎么回答……开玩笑的，是在商业电台工作了十年之后吧。那里有很棒的同事，也是一段很精彩的时间，半个娱乐圈嘛，所以很快看到台前幕后的真真假假。看到了真实的生活，才开始问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东西，开始尝试脱离。这就是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啊，已经十年了。。再下一个十年，啊，就要退休了。。

有没有想过退休之后去哪里？不在香港吧？

不一定啊，真的不一定。我常常说对喜欢旅行的人，如果你真正懂的话，留下来，也是一个旅行。所以十年后真的一直呆在香港也不一定，因为如果你问我对香港有多了解，我会马上立刻脸红……

刚刚经过楼下的时候，我看到这里旁边有家好古老的店，以前都不会注意。

对对，如果我不在这里，可能就不知道香港有这么古老的小店。在中环这种地方，一家这么破旧的店和一对老夫妇在生存。这也是精彩的，这就是生活在里边。鸡蛋啊，什么小东西啊，我都会找个理由去那里买。跟老伯聊聊天啊，聊这样一种街区的生活，那一分钟、两分钟，你觉得自己在做一个最有意思的事情。买东西也不是为了要让他们继续可以维持下去。那个房子最后老了会倒，那个老伯老了会走，他下一代肯定不会接着下去了。但有些事情，有些东西注定有他生存的一个过程，没法强求。既然现实已经很残酷了，为什么不换一个乐观的角度去看。就像香港，我生活了几十年，但我怎么能说对这里已经认识透彻了，已经死心了？对我来说，休闲的状态，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的。家里、椅子、床都可以是最好休闲的地方。去楼下7－11也可以是一趟旅行。因为休闲的力量应该是在心里，老实说大家有时太在意环境了。

会有孤独的感觉吗？

孤独不是坏事，对我完全不是沮丧。我蛮享受孤独的时候，真的很过瘾、很开心。有时候我是故意争取自己孤独，反而担心的是，自己内心没有孤独的能力。人需要很完整才可以孤独，要有孤独的本钱，这个是需要时间反反复复积累才可能有的。很多人都在反复实践了，所以我们该看看前人记录的东西。哪怕是一厢情愿的回忆。

你最欣赏的生活态度是怎样的，用几个词来形容的话？

恩，我觉得是三点，努力工作，认识有趣的人，做有趣的事。努力是本，要从个人出发，不是为了完成别人的期许。。（此处省略200字。欧阳同学逻辑混乱中。。）

龙应台，温柔的杀伤力

兔佛 — Fri, 07 Apr 2006 04:20:54 +0000

昨天下午见到龙应台。接她来YZZK座谈，然后听她讲演，聊天，吃饭……作为YZZK的小小跟班，多数时间我都一脸幸福地坐在旁边听，听高级知识分子们的思想碰撞，听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如何优雅地、不动声色地抢去身边所有男人的光华。

无论是讲演，辩论，还是那封让她二十年后再次名扬天下的公开信，龙应台永远很礼貌，但是毫不客气。她的最大杀伤力不在咄咄逼人，而在于温柔。说温柔是上天赐给女人最珍贵的礼物，真的一点都不为过。温柔，就是让对手放松警惕；温柔，就是有机会绵里藏针。当一个女人礼貌地向你致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斯斯文文，闺秀风范，那在硝烟开始之前，你已经输了一场。当这个女人不夸大、不撒泼、不漫骂，针针刺向你避之不及的事实，并在鞭辟入里之后，还不忘加上一句：我是一个外人，“请用文明说服我”；一个请，一个文明，一个说服，一个外人，她跟你讲理，她跟你讲事实，她跟你讲礼貌，她甚至只是个要求不高的外人……如果要命的，再加上她拥有和你一样的智慧、思想、计谋，习惯了厮杀战场的男人啊，你要怎样战胜这样的女人。LYT那封公开信没能在内地公开真是个遗憾，逻辑缜密，绵里藏针，招招毙命，更要命的是，还带着“行为上的美感”，看的人只觉得痛快酣畅，如果没有政治因素，拿去给中学生、大学生做课本，或者议论文教材，绝对一流。

不废话了，呵呵，每次看到这类女人，就觉得心里那么点儿女权小火苗又开始痒痒地烧起来了，呵呵，摘录一些龙应台昨天的评论吧，关于台湾、香港和大陆的文化生态。

*台北是一个声色犬马的城市，年轻人拥抱肤浅，对世界的认识少得惊人。你费力地想要为这个城市举办个国际论坛，但在来自尼加拉瓜的著名学者来到之前，你还必须要更费力地办一系列的启蒙论坛，至少告诉听众，尼加拉瓜是什么，在哪里……

*作为一个拿着中华民国护照的人，我对台北的不满，是站在一个高度上的。在整个华人社会里，台北的华文氛围已经处于相当高的水平。香港，还无法企及我衡量台湾的高度。

香港有很多有passion的文化人，但是很奇怪，这些文化人始终都凝聚不成一种气候。这里的文化细胞都是散落的，碎片形的，有断层不完整的，无法聚集起来，成为一种文化的力量。

香港是经济的巨人，文化的侏儒。

*中国大陆特殊的政治环境让我对大陆的知识分子总是怀着尊敬，和同情。尽管施展的空间很小，但是从五十年代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停止过前仆后继的思考、努力和挑战。相比台湾和香港，在大陆知识分子必须作出更大的牺牲。

但同时，我们还应该对众多的知识分子抱有怀疑的态度。你要知道，现在我们视野里所能见的知识分子，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他们从没有受到权力诱惑的考验。而一旦拥有权力，曾经的受害者或许就变为加害者的一部分。中国许多大的灾难，始作俑者恰恰是知识分子。

*反对派做不好执政党，这是历史惯例。革命者执政之后，会暴露出它所有的缺点。

*甘地：You must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肯尼迪：A nation is always running a race between disasters and education.

专访稿……

兔佛 — Sun, 05 Mar 2006 10:40:07 +0000

专访：纪录片China in the Red (《赤字中国》)导演Sue Williams

美国人韦苏：

她用镜头见证中国命运

初见Sue Williams，是早春的广州。乍暖还寒的天气里，她穿一条深蓝碎花的丝绸裙，站在繁忙的街道边，笑盈盈地告诉我们：“一九八二年是我第一次到广州，那时候走在路上，很多人会盯着我看，然后惊讶地走过来摸我的头发。”说着，她下意识地笼一下金发。

二十多年的光阴过去，这个城市，早已懂得用更友好的方式迎接远方的客人。如今已是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美国导演Sue Williams（中文名：韦苏）应中山大学的邀请，带着自己的纪录片“China In the Red”又来到广州，在学校里与师生分享。

China In the Red，中文名称译作《赤字中国》，是二零零三年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公映的纪录片。作为导演，Sue把镜头对准了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一年的中国，用十个主人公三年里的命运变化，讲述了中国改革开放激流里，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

主人公张淑艳，沈阳国有企业职工，三年里屡被警告下岗，工资下跌到四百元每月，勉强支撑女儿的学业。主人公洪焕珍，农村妇女，三年在病痛里挣扎，因为贫困几近不治。主人公张武，原国企职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里下海创业，成为中国最好的企业形象设计公司老总，三年里换了两套房子。主人公慕绥新，前沈阳市市长，“慕马大案”的罪魁，三年里经历了从官运亨通到客死狱中的大起大落……

纪录片镜头下的三年，有人发财，有人下岗，有人硕果累累，有人全盘皆输。广州中山大学永芳堂的讲学厅内，大学生们看得啧啧感叹，却也陷入全神深思。

“为什么拍摄这些人？”

“他们能代表中国吗？”

“Sue是美国人，她真的了解中国吗？”……

带着很多大陆学生的疑问，亚洲周刊对Sue Williams进行了专访，希望可以对这部纪录片，以及导演，都做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改革：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

张洁平（下文张）：为什么要选择这三年，拍这样十个人来讲述中国？

Sue Williams（下文韦）：影片开拍时有个特殊的背景，因为这个背景，我们才选择了三年，选择了来自中国北方的十个主人公。这个背景就是，一九九八年朱镕基的新闻发布会。那年，朱镕基宣布，国有企业要改革脱困，三年时间为限，要争取扭亏为盈。这是一个很大的改革动作。所以我们立刻决定寻找十个曾经或正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追踪他们三年的生活变化，希望能考察在中国，一个全国性的经济政策是怎样影响百姓的生活。这样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在没有政治改革相伴的时候，又能不能成功。结果一直到零一年，我们看到的是，国有企业让三千五百万工人下岗，却仍然没有摆脱困境。主人公里，少数创业成了百万富翁，多数人下岗，同时失去了所有的医疗、社会保障福利。

张：这样的结果出乎意料吗？

韦：应该说每一个结果几乎都是出乎意料的。因为九八年开拍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一开始把镜头对准他们时，我们都心里没底，有时担心故事太平淡，有时又怕变量太多太大，影响拍摄。最出乎意料的是主人公慕绥新。一九九八年，他还是沈阳市长，指点江山、意气风发，二零零一年，我们已经无法找到他完成最后一次拍摄了。他因为贪污被判死刑，癌症不治死在死囚监狱里。我真没法形容听到消息时的感觉。整个人完全惊呆了……我们曾有很多次面对面的交流，当时沈阳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国企，而他是站在改革第一线的指挥官。我们在沈阳拍摄的时候，他曾经说：你们随便拍吧，我们沈阳，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他的魄力，大胆和开放的作风曾经让我非常佩服。但是真的没想到，他会这样死在一个不光彩的地方。

张：这部片子叫China In the Red，为什么中文会翻译作“赤字中国”呢？中国现在有八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赤字从何而来呢？

韦：题目里的In the Red是个双关。一方面，无论红色政权还是红色革命，红色一直是中国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in the red在英文里有负债、赤字的意思，也是我们想采用的双关语。中国的经济的确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在拍摄时，很多官员告诉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大多数难题——无论是国有企业亏损，还是工人失业、下岗，无论是农民没有医疗保障，还是教育问题、环境问题——都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留下来的病根，是老计划经济体制留给中国的一大笔负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银行死账坏账多得惊人，赤字累累。朱镕基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国有企业的问题，就是“没有钱”。这个“没有钱”，就说明中国仍然在负债中，仍然背着几十年累积下来的有形的、无形的巨额赤字。

来自官方的压力

张：作为一个美国人，深入中国社会拍一部这样的片子，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韦：很多人担心我有语言上的交流困难，但因为几个很棒的中国助手，我与主人公交流都没有很大障碍。在我而言，最大的困难，还是来自官方。我们整个拍摄的至少百分之七十的时间，都是用来和各级官员打交道，请求他们批准拍摄。中国官员总说：“不要拍这个，不要拍那个，看起来不好，影响形象。”零一年，洪焕珍病重，慕绥新被审查，我们的拍摄就被禁止了。中国官员希望我们镜头下的中国，永远是正面的，积极的。可是，风光旖旎，笑脸相迎，诱人的美食，可爱的熊猫，这些，就是中国吗？对我们而言，仅仅拍摄这些没有意义。中国百姓有自己的痛苦和快乐，有自己最寻常的生活，最普通的追求，而这些，才是在层层幕布之后，美国人看不到的，甚至误解的。当时在东北的街头，我们常常看到成千上百的下岗工人拉着横幅静坐示威，想去拍摄，却被官员拦下来。其实为什么不给拍？拍下来，美国人看到的，不是中国的贫穷落后，反而是中国的渐渐民主、开放。拍下来，美国人才会知道，原来今天中国的游行，也是这么和平的，没有荷枪实弹的警察来驱赶，也不会有野蛮的街头暴动。我真希望我的镜头可以表达这个真实的中国。中国已经是世界大国了，不应该再费力地遮掩、隐藏些什么。隐藏自己，只会引发更多的争议。中国已经强大了，是时候站起来正视自己，直面世界。相比谣言，其实中国的真相，要好得多。

美国人眼里的中国

张：那看到《赤字中国》里所表达的中国真相，美国观众反应如何？

韦：美国人其实非常不了解中国。以前，他们习惯把中国等同于中国政府、集权。后来中国发展了，美国媒体又开始大肆宣扬中国时代的到来：中国世纪，中国强大了，中国称霸了，中国，中国，中国……至于中国人真正的喜怒哀乐，美国人完全不了解。这也是我为什么想拍现代中国的纪录片。镜头是最忠实的。这部片子在美国放映之后，很多美国人被感动了。他们看到了真实的中国人的生活环境，他们上下班、做饭、哄小孩的样子，他们为了家庭、工作和梦想奋斗的样子。他们看到中国人的珍惜和烦恼，其实和自己是一样的。很多美国人打来电话，想为洪焕珍、张淑艳捐款。亚拉巴马州的一个教师，说想帮助中国的下岗工人，但自己没有钱，愿意每个月捐出五美元，托我们转交。我们陆续得到了很多捐款，后来把这些钱都寄给了主人公。影片最后已经病重的洪焕珍，后来被送到西安最好的医院治疗，并逐渐康复。她的女儿也被送到一家厨师学校，现在已经是西安有名的大厨师。

张：你是美国人，但是拍了很多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比如《中国三部曲》、《赤字中国》，是什么让你对中国这么有激情的呢？

韦：其实我算是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出生在英国，十八岁到纽约。而我的祖母是白俄罗斯人，在中国出生，我的母亲是英国人，也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从小就听她们讲中国的故事，所以一直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八十年代末，我拍摄了第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讲中国革命的历史，时间跨度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四九年。没想到市场反响很好，我PBS的上司也很赞赏，看完了还很上瘾地问一句：后来怎么样了？于是我就接着拍摄了“The Mao Years”（《毛泽东时代》，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和“Born Under the Red Flag”（《生在红旗下》，一九七六至一九九七），完成了我的《中国三部曲》。谁知我的上司过瘾之余依然意犹未尽，问：那现在，中国怎么样了？于是，这部《赤字中国》就开拍了，从一九九八年到二零零一年，不再是回忆历史，而开始见证历史了。我曾经一直想尝试其它的题材，但是，中国，很特别，拿起来就很难放下了。我的下一部片子还会是中国题材，准备选择一些年轻人，可能是中国的MBA，跟踪拍摄二十年，还在计划中，不过我相信会很过瘾。

广州之行结束时，我们的采访也告一段落。Sue Williams的另一个邀请方，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的周光蓁教授也对影片感触颇深：“抛开特殊的历史背景不谈，《赤字中国》是一个关于希望和现实的故事。三年前，每个主人公都有希望，家庭、孩子，或者梦想，哪怕很卑微，但是都很努力地去维持。三年后，悲哀的是，多数人的希望被现实摧毁了，他们简直一无所有。”

作为导演，Sue最后告诉我们：“看到我的主人公在生活里挣扎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帮他们，但作为一个导演，一个记者，在工作时我不可以。无论如何，我很庆幸自己忠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毕竟有很多人在这段历史里成功了，也幸福了。无论如何，在拍完片子之后，我们仍然可以尽我们所能，帮助他们。”完。

2005年12月25日亚洲周刊言论

兔佛 — Mon, 19 Dec 2005 13:12:02 +0000

今天是实习的第一天，老总去马来西亚了，周一好似大家也不是太忙，以至于今天在办公室坐了一天，成果就是完整地看了几本亚洲周刊，习惯了竖排的繁体字（但是还是很容易读错行……），然后上了一天网，看了新浪和google新闻里所有的新闻……

之前在内地没有机会接触亚洲周刊，仔细看了看，才真的觉得这样一本杂志在香港这样的环境里真的是非常难得的。立场非常客观中立，分析鞭辟入里，语言既平实又精彩，力量很强。每看一篇文章，就会暗暗佩服杂志的老总，怎样能够在香港这样的媒体大染缸里出淤泥而不染的。而且不盈利，不赚钱，就为一种理想坚持很多年。主编曾经说，我们没有竞争对手，这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悲哀。其实，如此的曲高和寡，何尝不是香港的悲哀？

读读竖排繁体仍旧费劲，做一些摘录吧，也算慢慢感受周刊的语言风格：

中国制度改革的很多理想似乎是远在天边, 但千回百转, 原来却是近在眼前的“宪法”。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政治地位却陷于暧昧的地带。它究竟是中国当前最高的法律, 还只是党政当局的花瓶？当中国高层官员及地方干部仍然相信“党大于法”, 那么宪法的权威性及其具体作用就不断被怀疑, 不断被阉割。
——《让宪法改变中国命运》邱立本

对于这次会议, 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它所惹出的那些抗议和示威所造成的喧哗和不便上。诚如世贸组织拉米秘书长所说, 现在是个经济和贸易在开放中调整的时刻，在开放中得以生活改善的, 皆静默无言；反而是那些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的, 则都敲锣打鼓。”
——《香港世贸会议的关键力量》

他们身穿救生衣跳进寒冷的海水中, 冒着生命危险冲撞全副武装的香港防暴警察……世贸建构下的不公平贸易制度, 勾起他们对社会主义公平分配的憧憬, 但又不愿回到共产国家封闭及专制的泥潭, 激发起一场新的国际主义运动。

从1999年的西雅图, 到2003年的墨西哥坎昆，由全球非政府组织连接的新国际主义运动者前仆后继，争取合理公平分配资源。然而，他们非常不满，为何这样的行动却常常在镁光灯和电视画面下被扭曲，使观众和听众出现认知误区，香港媒体这次也播放着同样偏狭的视野。譬如，反全球化和反世贸，反不公平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有人质疑，如果农民的诉求是有力的，为何不在国内向政府争取，而要跑到国外生事？更有人不解，为什么农民说“大米就是生命”，计算机可以是生命吗？总之, 农民已经被塑造成一群顽固的“暴民”。
——《世贸会议激发新国际主义动力》

[如果•爱]没有令人失望, 但也没有令人喜出望外。没有令人失望, 因为影片有陈可辛一贯的机敏, 眼光独到以及那种蜗牛式的对细节的一丝不茍……但[甜蜜蜜]洋溢着香港的情怀, [如果•爱]却连一点香港的气息也没有。戏里面的金城武最后对周迅说：“不要忘了北京”, 我也想告诉陈可辛,不要忘了香港。
——《映象的如果和爱》林沛理

亚洲周刊 – 念念

心之所安即为闲

龙应台，温柔的杀伤力

专访稿……

2005年12月25日 亚洲周刊言论

2005年12月25日亚洲周刊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