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 – 念念

鸭子拔毛

兔佛 — Sun, 11 Jun 2006 06:45:39 +0000

在写毕业论文，看几十万字的资料，突然有点心得：

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在中国，有点像给鸭子拔毛（一个经典的税收理论）。

临界点在于，鸭子不喊疼的情况下，怎样可以拔最多的毛。

中国人民不怕拔毛，也被拔习惯了，不拔还挺痒痒的。

但你别拔疼我。

要是拔疼了，你就安慰两下。

你拔疼我了，还不安慰，那我能不叫嘛。

我疼得叫了，你还打我，我咋办，可不得反抗？

所以，很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该不该拔鸭子的毛，而在于怎么拔，怎么安抚。

这点，是我们的政府最不擅长的。

后果就是，鸭子绝望之后，常常会想一些超越鸭子大脑的问题：到底为什么他要拔我的毛？我其实有权利不给他拔……

好嘛，一想到权力，鸭子和拔毛的人就都没好日子过了。

太石村事件始末

兔佛 — Wed, 19 Oct 2005 17:36:01 +0000

被西方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广州番禺太石村事件，最近因为英国卫报本杰明的夸张报道，又让媒体关注的话题悄悄转向。但是在国内，事实上从始至末，所有媒体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在最后歪曲报道，虽然我能够体会过他们自己的无奈和痛苦，尤其是在异地监督已经被禁止的今天。但是看到网上某些王八蛋的报道，实在是仍然愤愤不平~~~~~！

首先看看太石村事件的学术总结：

太石村罢免事件是指2005年 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鱼窝头镇太石村村民对现任村主任进行罢免的一次维权活动。村民出于对当时村民委员会的腐败而产生的不信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组织了一次提请罢免程序，由于地方政府在事件起始的对立态度使得事件升级，最终在政府的主导下太石村村主任罢免失败。罢免事件因部分人大代表及其它有影响人士的参与、大量媒体的曝光评论与当地政府的武力阻挠而广为关注。

转载艾晓明教授对于太石村事件的详细解说：我邻近的太石村。

整个事件起始于2005年7月29日，太石村村民向番禺区民政局递交了一份400多人签名的罢免动议，要求罢免村委会主任陈进生的职务，起因是由于陈进生用黑箱操作的手段私自转卖了2000多亩村民赖以生存的可耕用土地，并且涉及贪污受贿和黑势力行径。村民采取法律手段进行维权，要求罢免。在遭到恶意武力镇压后，8月，村民自发发起绝食声明。转贴部分如下：

“     镇政府见无法直接冲进财会室，就使出更加卑劣的手段。8月16日下午4点，4辆载着镇委副书记和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等官员以及便衣警察的面包车开进太石村，在没有出具任何文书和证件的情况下，突然下手绑架我村村民冯伟南……一小时后，四五百名防暴警察和武警突然来到现场，用警棍和盾牌大肆殴打我村村民，几十名妇女和男子受伤，一名16岁的男孩当场被打昏，一名80多岁的阿婆被防暴警察抬起朝路边扔，撞在路拦上摔成骨折，近乎瘫痪。整个过程中，村民一直没有还手。这一天，有7名村民被抓走，处以15天治安拘留；有的仅仅在路上行走便被抓走拘留；还有两位村民站在远处观看，也被便衣警察追捕，幸好逃脱了。这些遭遇抓捕的村民，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都是这次罢免活动中的积极参与的或者带头的人……

      按照法律规定，在村民提出合法的罢免动议一个月内，民政局必须给予答复，并帮助村民组织好罢免投票。但是，在这一个月中，我村村民多次到番禺区民政局请求民政局官员同意并帮助我村进行罢免，都遭到区民政局的拒绝。……我村村民认为，我村村民递交的罢免动议，完全符合法定人数和法定程序。番禺区民政局在一个月期满后拒绝批准我们的罢免动议，是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行为。联系到番禺区公安分局对我村村民滥捕滥打的行为，我们不能不承认，自古以来都是官官相护，现在应在了我们身上。……我们村民日夜看守财会室，费用和身体状况决定了不能持续那么长时间，村经济股份合作社还要继续工作，而让我们退出财会室，将涉及几千万的帐目交到贪官污吏手上，任他们随意毁坏和篡改，我们不甘心，那样将会烂掉几千万的集体财产，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们实在等不住了，只有采取直接行动，进行绝食抗议。我们通过绝食行动，最强烈抗议番禺区民政局破坏和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恶劣行为，我们敦促番禺区民政局知错就改，对我们的罢免动议立即作出正式答复，让我们尽早举行罢免投票。

我们要民主！我们要公正！我们要法治！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有权利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
我们特以上述文字，作为绝食声明，向社会表达我们捍卫民主和法治的决心。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请你们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权利。我们真诚地感谢你们！”

太石村村民冯秋盛梁树生等2005年8月30日”

9月11日，签名罢免人数达到900人，符合法定人数，按法定程序已经可以顺利实施。但同日，上千警察、包括公安警车、大巴小巴等公车60多辆在清晨包围了太石村村部路口，防暴警拦住了闻讯赶来的村民，红色消防车水柱喷向守护村务室的老人和妇女。《番禺日报》对此描述说：“在清场行动中，执法人员依法依规，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村民的过激行为导致了几名民警受伤。”

但事实是，有48位老人和妇女被抓走。深夜两点，24人被放回。数名老人和妇女重伤。

9月26日，一直关注整个事件并为之奔走呼吁的学者、律师和记者在太石村受到黑恶分子疯狂袭击。出租车被暴徒袭击，玻璃窗整块被打碎，律师受伤，情况万分凶险。艾晓明教授在事后发表致记者校友的公开信：

      “ 从9月26日下午4点多我和律师记者在太石村遭到袭击，到下午约6点在番禺沙湾大桥遭暴徒围攻，事发后已经超过36小时了，我没有听到当地公安的任何说辞，也没有任何本地或外地媒体采访此事。虽然回来后我主动给记者朋友打过电话，没有任何媒体愿意予以报导。这种集体默许、权力机关认可的对暴力保持沉默，让我感到我作为广州公民生活了11年的土地顿时变成异乡。有人说，你不能自称是某地人，直到你的一个亲人死在此地。难道我作为一个以广州为家乡的人必须自己死于暴力，才能证明我把广州当作家乡吗？我的广州、我的家乡、我的同事、我的学生，我的各界媒体朋友，我不请求你们认可我的思想观点，我请求你们对我合法生存的权利施以援手。我不愿意眼睁睁地被暴打致死，我更不愿意必须继续到太石村办案的律师朋友被暴打致死。眼看她们/他们已经遭到暴力攻击而本地媒体拒绝关注，我每日每夜、每分钟都不得安宁。

    本地媒体装聋作哑，或者强迫性地装聋作哑，与当年犹太人受迫害时全世界装聋作哑有什么区别？难道我们被袭击、被施暴围攻的事件依然不足以震撼媒体工作者的良心吗？连这样一件是非清楚的事件都不再受到关注，我认识的每一位新闻工作者、听过我的课、和我在各种课堂、讲座、培训项目中交流过、有着共同理想和追求的记者朋友，你们怎么能在我们遭受了如此暴力攻击的情况下全体不说话？我的朋友、我的校友、我的系友、我教过的学生，在我如此迫切地期待你们帮助的时候，正如我们在遭遇袭击前向警察声声求救一样，你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对我们施救？你们怎么能忍受对中央领导人不说实话？

   当暴徒打碎玻璃窗，当整块已经破碎、尚未裂开的窗玻璃掉到郭艳律师手臂上，她的手臂冒出血珠时，当暴徒的钢锁挥舞而出租车无法启动时，我生平第一次经历了身陷地狱的恐惧。当你们全都保持沉默，在我们遇到的骚扰、攻击和生命威胁前保持沉默时，这种恐惧就在延续和蔓延。当我这样一位博士研究生导师、教授、妇女研究学者都难以得到生命保障时，我如何面对我的学生、维护他们/她们对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的信念？

    我在全世界的若干个犹太人集聚地参观过犹太人的历史博物馆，犹太人的纪念馆里烛光日日夜夜、永昼永夜长明不灭。在华盛顿的浩劫纪念馆，有一面瓷砖墙，上面是美国各州的孩子画的明信片，孩子们在集中营的窗口绘制了小小的花盆、天空的云、天使的翅膀、想象那些受难者能够赢得自由和平。在蒙特利尔，犹太人的缅怀室四面墙上刻着在世界各地受难者的名字，我有幸亲耳听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说，请不要沉默，惟有不沉默，才能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安妮·弗兰克的房子前每天都有长长的队列，我看见来自几大州的青年、老人和孩子，在这里体验安妮·弗兰克，一个十四岁的犹太女孩的梦想和毁灭。

    那些生命因此长存，但是今天，今天我依然在暴力的威胁下，我痛心的是，这种暴力不受遏制；我身边的沉默，你们媒体的沉默，你们集体的沉默，置我于暴力的持续威胁之下。今天，我亲爱的律师朋友，尽管心有余悸，依然将要前往番禺执业的律师朋友，你们要再次经过沙湾大桥，谁来保护你们的安全？

    我呼唤媒体工作者的良知，我曾经希望你们直接到太石村，听听村民的声音；但现在那里采用有组织、有预谋、有攻击目标的恐怖主义手段袭击我和律师、记者，因此，我现在不祈求这一点。我只祈求，你们想你们能够想到的各种办法，例如，假如你们在番禺公安局、沙湾派出所、沙湾大桥收费站、鱼窝头派出所、沙湾公安基地有亲人朋友的话，祈求他们/她们的良知和道德感情，祈求他们/她们在律师今天办案路上遇到危险求救时，给予救援！我们不能承受第二次恐怖袭击，不能承受了！”

我很难描述看到这样一封公开信的感受。我可以想象一向作为中国新闻理想主义榜样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的记者们，在面对网上不明真相人士批评，在看到教授亲身控诉的这样一封信的感受。天晓得多少有理想的记者拼了性命要想关注，想报道，写了稿子，冒了天大的风险最后仍然等来政府一个残酷的红头文件。能够有任何的办法吗？媒体工作者的良知真的可以等同于媒体的良知吗？有良知的学者记者们在网上发表各种各样的报道和声明，但随即，论坛被封网站被关闭，我不能想象，拥有这样的良知、责任和一腔激情的媒体工作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持沉默，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来看看番禺新闻发布会的官员是怎样答记者问的吧：

4、境外媒体报道称太石村8月16日和9月12日爆发了严重的流血冲突，请问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警察在处置过程中是否存在执法粗暴的问题？

8月3日晚开始，约100名村民以“保护账簿”为名开始强行占据了村委办公楼，致使村委会工作陷入瘫痪。番禺区鱼窝头镇先是组织有关方面对村民进行有关法律宣传。之后，番禺区公安分局于8月13日发出通告，要求村民遵守法律，不要占据村委会。8月16日，番禺区公安分局依法对组织聚众围堵公安干警执行公务的6名人员采取行政拘留措施。9月12日，番禺区公安干警、综合执法队员对被非法占据达1个多月的村办公楼依法进行清场，在行动中只带防护性装备，面对部分村民的过激行为，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共有4名干警受轻伤。在这两次执法过程中，有关部门都是依法进行，文明执法，并没有发现任何干警打人等境外媒体所谓的“暴力、血腥行为”。

再来看看〈番禺日报〉是怎么样不保持沉默的吧：

昨天下午，逐步恢复平静的番禺区鱼窝头镇太石村村头墙上贴出一份公告。这份公告由“太石村罢免村委会主任选举委员会”发表，其主要内容是，由于原584名曾签名提出罢免村委会主任动议的村民中，有396名村民不再支持这项罢免动议，使得提出罢免动议的村民人数没有达到有关法律所规定的必须占全村1502名有选举权村民五分之一以上的人数，所以原罢免动议自然失效。

　　近段时间以来，太石村部分村民要求罢免村委会主任的事情引起了社会上的关注。一些媒体不负责任的失实炒作使得有关太石村村民罢免村官这件事谣言四起。其实事实的真相很简单：8月初，太石村少数村民以现任村委会主任在征地款使用等方面存在问题为由，发起了罢免村委会主任的行动。但由于发起人直到9月初才提供了按有关规定必须出具的签名原件，于是罢免程序于9月初依法启动。经核实有584个签名有效。

　　9月中旬番禺区政府派出工作组对部分村民反映的有关问题进行调查和审计，随后向大家公布了结果。调查和审计结果表明，绝大多数“问题”都是不存在的，基本结论是：“没有发现任何个人损害集体、牟取私利”的情况。在事实和法律面前，特别是大多数村民认识到原来提出罢免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后，越来越多的村民纷纷向村选举委员会要求撤回原来的罢免动议。村选委会依法于9月26日至28日对提出撤销罢免要求的村民进行了调查核实，确认原签名要求罢免村委会主任的584名村民中，共有396名村民提出撤销罢免要求，这样太石村最后确定提出罢免要求的实际人数只剩下188人，未达到法律所要求的该村有选举权村民总数1502人的五分之一以上。于是，村选委会根据有关法规规定，于昨日下午发出公告宣布原罢免动议失效。

　　本报一直对太石村的情况进行跟踪报道。村选委会昨日宣布原罢免动议失效后，太石村局势如何？村民有什么反应？带着这些问题，昨天下午记者来到了太石村，对部分村民和村干部进行了采访。从记者采访的情况看，对于村选委会的“公告”，该村村民普遍都平静接受，认为这个公告反映了大多数村民的要求，调查结果出来了，法律条文明确了，事实真相清楚了，原来罢免动议的基础不复存在了，大家自然也就不会再去参与罢免村委会主任的行动了。村民们普遍希望目前生产生活秩序正在恢复正常的太石村早日村泰民安，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指导和村“两委会”的领导下继续致富奔康。

光天化日，天地良心，我不知道这些报纸怎么能够写出这样的报道~！王八蛋的报道，让人联想到89年的六四，中央台的主持人在新闻联播里大言不惭地说：和平解决争端~没有任何人员伤亡~！也许是他们的无奈吧，在这样的时候，宁可沉默，沉默都是对于恶势力最好的对抗。sigh~~~~~

国内媒体的沉默同时导致的是西方媒体的热烈反应，当然，这次，又是一个典型的pro-democracy事件，又是个最敏感，最挑起西方激进分子神经的话题。

更戏剧化的是，现在再加上一个强烈英雄主义倾向的英国卫报驻上海记者本杰明，把陪同他前往太石村调查的湖北省人大代表被袭击事件，描述得血泪交加：“眼球爆出，脖颈折断，伤痕累累，奄奄一息”。霎时间，一个暴徒社会的丑恶形象诞生在记者九死一生的笔下，国际媒体都为之沸腾了。怎料人大代表第二天就痊愈出院，事实证明本杰明在出租车内只是被体内膨胀的英雄主义激情燃烧坏了，用了大量不负责任的主观词汇和肆意揣测。于是整个事件越来越扑朔，在境内媒体沉默，国内良知青年倾向于向境外媒体寻求真相的时候，境外媒体也变得激动过头了。那么，真象，到底在哪里？

……

A city from back–HK Photo Essay

兔佛 — Tue, 11 Oct 2005 18:12:41 +0000

——-点击右图查看全部图片

Last year when I was still an exchange student in Hong Kong, I had taken hundreds of photoes to try describing Hong Kong to my friends in mainland. After they read though all pictures, they always concluded HK in those ways :"Oh, there are so many high buildings", "Hong Kong is a really high developed and modern city ", or "too many people, much too crowd".

But these were not Hong Kong in my mind, even these were derived from pictures which I used to describe Hong Kong. It was a strange feeling when you attempted to cover a city, but always defeated by your own attempts. Hong Kong is such a special city, that it can be greatly attractive and charming, but always turn puzzling when you try to describe it.

So when Andrew told us to use 15 photoes as a piece of HK photo essay, I was really excited but also nervous about this topic. How can I use mere 15 photoes to describe Hong Kong? Or just part of it? Which angel can be most effective and attractive? What story shall I choose to tell HK in my own opinion?

For several days, I moved from Central to Shang Wan, from Wan chai to Tsim Sha Cui, from Mong Kok to Kowloon Tawn, aimlessly, with a heavy camera around neck, to do nothing but just carefully look at this familiar but strange city. This city is famous for its modern high building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signals. But what differences? Despite from outside environments, if you were just sitting in MTR, how can you tell whether you were in Hong Kong or in Tokyo or in Shanghai?

The fact is, it does distinguish, through people themselves. You may find people’s expressions were totally different in MTR of Hong Kong and Guangzhou. The way they talk and walk is different, even their look-alike backs speak quite special language.

My idea of "A city of back" was set up in a normal street in Central, when I saw a woman waiting for the green light. She dressed so office-like, standing straightly, with short hair flaunting in the breeze. It’s hard to describe, but when I stood after her, from her back I just felt some sense of "Hong Kong".Why not just tell this puzzling city in a more puzzled way, from their backs? The old’s back, the young’s back, the office lady’s back, the poor worker’s back, or the beggar’s back–they should be special for themselves but the same "Hong Kong".

What came out finally is the 16 photoes in flickr, which you can find the link on the photo above. I have tried my best, although they are still not so satisfying. Anyway, it’s quite different when you focus on people’s faces and their backs. From their unconcious moves in back, from the least decorated parts in their bodies, no matter the old or the young, the poor or the rich, the sad or the happy, you may find another Hong Kong, which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from the one in face.

：）

————New Media Workshop的作业，到香港拍的第一组照片……

关于讲者之梁文道

兔佛 — Wed, 05 Oct 2005 06:32:20 +0000

先唠叨一些题外话，昨天写完龙应台已经是晚上了，看了两集friends就堕落地睡去，早上八点半很乖地爬起来，准备看看课件看看新闻，结果突发奇想地开始收拾房间，物质的房间和精神的space，一个早上的成果就是现在的若若安的房子，放进去一些朋友的和喜欢的链接，放进去一些假装文化的东东，然后把space颜色变得干净了一点，呵呵，舒坦~~

接着昨天的讲座，代表香港的讲者是梁文道兄台。在昨天之前，我一直都以为他只是凤凰卫视一个会耍嘴皮子的主持人，和窦文涛中午侃侃三人行，自己弄弄网罗天下什么的。讲座之前，我无意间查了查他的经历，才不由得吓了一跳：

梁文道

籍贯：生于香港，于台湾成长后返港

学历：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简介：少年早慧，兴趣广泛，涉猎各方；17岁开始投稿生涯，频频发稿于《信报》、《明报》专栏版；1998年起开始参加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例如实验剧场编、导、演，行为艺术创作和视艺展览策划等等；又在各报刊杂志上发表剧评、影评、乐评、艺评、书评、文化和政治评论，期间也为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担任董事、主席或顾问之职、大学客席讲师、书院院长及杂志主编等。

现任职务：香港商业电台总监；

香港商业电台《打书钉》节目主持

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顾问；

牛棚书院院长；

凤凰卫视节目《锵锵三人行》、《大话世界杯》、《两极之旅》、《走进非洲》和《时事辩论会》主持；
大学讲师；

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董事、主席及顾问；

专业书评人、艺评人，明报及信报评论专栏作者

我的老天啊，竟然同时做这么多事情，并且他的文章或者节目中也丝毫不会出现局促，更带着难得的平易近人的文化气息。

不过八卦一句，他本人真的有点胖胖阿~近看的时候发现啤酒肚好大~~~

讲座当天，梁文道和杨大明（中国《财经》周刊主编）是讲者中年轻一派的人物，我不能武断地说两人的资历学识谁强谁弱，但是短短十几分钟的讲话，现场真的就是高矮立现。文道不愧是知名主持，话说出口就成章，感情充沛理性十足，字字抑扬声声有力，前后逻辑清晰严密，绝对的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与平时文章里表达的对香港的怒其不争不同，今天的文道很坚定地说，在香港、北京、台北三个城市，毫无疑问地，香港是离公民社会的目标最近，也是走得最好的一个。他告诉场下的观众，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像香港这样，具有如此完美的理性、秩序、廉洁和法制文化。

他讲了一个小故事：去年香港七一大游行的时候，成千上百的游行者在湾仔警署附近静坐示威，警察用绳子在旁边隔离出一个通道，用于以防万一遣散伤者，当时气温很高，游行者在烈日下已经坚持了很多小时，开始有人体力不支晕倒。就在这时，有个男子开始试图穿越警戒绳，他从警戒绳下钻出来，向警察走去，警察们非常紧张，开始准备武器，觉得情况也许很快就会失控，也许静坐最终要变成暴动……但谁也没想到，那个男子只是走到警察身后，把手里一个空的可乐罐丢进那里的垃圾筒，然后赶忙和警察挥挥手道歉说：“对唔住阿sir对唔住阿sir”,然后就又自己退回了线内安静地坐着。

文道最后感慨着说：你们谁见过这样游行的？你们谁在哪个国家见过这样子的示威的？只有香港，只有香港可以做到。香港的理性、秩序、法制、文明不是英国佬恩赐的，不是殖民时期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所谓的英国人的法律加中国人的勤奋造就的，香港的一切文明都来源于祖祖辈辈香港人自己的努力，一代一代的人摸索、牺牲，才有今天的民主，今天的法治，今天这个连游行示威时都不愿意把可乐罐丢在地上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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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梁文：

爱国港人的六四创伤（梁文道）

不久前离世的法国诠释学大师利科(PaulRicoeur)，曾经说过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不把未完成的许诺重新恢复活跃起来的话，那么所有的乌托邦都将是空虚的。」的确，所有乌托邦都是对美好未来的许诺。乌托邦之所以显得虚幻缥缈，是因为它们总是未能达成难以实现。然而也正因为乌托邦总是怎么等都等不来，因此它才是那么美丽那么诱人。对很多人来说，1989年的六四民运也是一次乌托邦式的运动，为我们许诺了一个更民主更公正更开放的未来中国；但它终于陨落溃散，消失在胜利者的「平静」历史之中。可是，为了不使它彻底沦落空虚，总还是有那么一些人想要活化那个未完成的许诺。除非认为民主开放公正的中国只是纯粹的虚幻，否则我们就有责任去恢复记忆，让那个乌托邦继续成为有吸引力的美好前景。毕竟，未来与不来，还是有很大分别的。

记忆是必要的道德责任，问题只是该怎么去记。比如说，一年一度的六四纪念晚会就是一种记忆方式。十多年来，它不断被人诟病太过扁平、太过公式化，总是同一批人站在台上(虽然少了刘千石也多了些新面孔)，喊相同的口号唱相同的歌，和大致雷同的程序。在媒体眼中，它最大的意义就是参与者的数字，而这量化的数字就成了香港人熟记或淡忘六四的指标。于是关于六四，似乎就只有记得/不记得(或者「平反六四」/「向前看」)两种选项。但记忆又岂能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就算要记住六四，我们能不能也问一下该怎么记呢？

六四烛光晚会不是不重要，但与其说它是一种记忆(re-membering)，倒不如说是一种佛洛伊德描述的病理现象：「重复」(repetition)。有些受到巨大创伤的人会不断强迫地在脑海中回到那个使他痛苦受伤的场景，但他既不知受伤的原因也不知自己的伤口究竟何在，他未必记得起那桩事件前后的细节，但却再三执迷地回到事发的那一刻，甚且伴以仪式性的固定行为模式。同样地，那些当年签名发表过联署声明，如今却老是梦呓般地要大家「向前看」的人，也很像患上了另一种精神官能症：「失忆」(amnesia)。总是记不起受到创伤的那一刻发生了什么事，彷佛自己从未经过那段折磨。无论是重复还是失忆，都算不上真正健康的记忆。而重复与失忆两种普遍现象的存在，都说明了六四确实是香港人集体经历的一次创伤性经验，有待治疗。要治疗就得毫无保留地回顾那段经历，把它完整地说成故事。但是非常可惜，中国政府固然压抑了记忆六四的复健努力，就连香港人自己也没有试吁去挣扎地说出自己的完整故事。自1989年六四事发后一连串的图册见证与资料集出版后，至今没有任何一部著作严肃地回顾与分析六四在香港造成的效应。其他形式的作品也不多见，例如电影，据知也就只有舒琪在1990年拍的《没有太阳的日子》。

六四留下的伤口，至今仍然缠绕香港，它的影响远远超出集会人数和政治人物的诚信这些已知的表面徵状。事实上，今天关于爱国、民主化和香港人政治参与的热情等种种争论，其实都走不出它的阴影。

还记得1989年6月初在《信报》发表的一篇评论里，我曾说过这场运动在北京或许是「民主运动」，但在香港却彻底变成一次「民族主义运动」。现在想来，当时那篇文章措辞或许失之武断，但我依然认为其基本判断是没错的。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当年从4月到6月之间，香港社会弥漫的空前热情，其实更多地是与中国人的民族认同相关。例如当时市民们朗朗上口的《做个勇敢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与《龙的传人》，在北京天安门前一片反官倒声中并不常闻。因为对身在北京的内地人而言，中国人的身分是不证自明的，搞民主运动和唱歌表白自己的中国人身分有什么关系呢。所谓「爱国民主运动」的重点就是民主，「爱国」二字是用来定性这场运动的政治正确的前缀词罢了。反观香港，经过20多年的经济腾飞，与对内地政治社会的相对隔绝之后，这场运动却是触发港人重新认识国情重新在情感上「认祖归宗」的契机。不少香港人未必清楚广场上群众各式各样诉求的具体内容，但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去看电视听广播，去和同事同学讨论运动走势，心底下贯注的就是一种要把身在殖民地的自己和中国连接起来的情绪力量。因此，我们大可以说，比起关注本土议题的七一，89年香港搞的其实是一次史无前例空前庞大的爱国运动。它发动的激情是再多的《心系家国》都比不上的。

引发这股浪潮的自然是当时在北京追求民主化的学运。早有不少论者指出，香港人的热情是建立在对前途的预想上的。很多市民认为如果中国在97年前就已经开展了民主化的政制改革，那么回归也就不再是一件令人惧怕的事了。对中国民主的热烈渴求导生了港人的国族认同，民主与爱国在这段时期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后来支联会的最大动力，也成为民主党等泛民主派的政治资源和背景。

可是，当香港各阶层曾经寄以巨大希望的运动被碾在坦克履带底下，火热的心也就坠入冰冷的深渊了。必须接受现实的香港人发现原来动员了整个社会力量的集体行动，也无法改变中国领导人的意志之后，就再也提不起劲去参与包括集会游行在内的各项政治活动。自此之后，一般香港人开始进入一段政治低气压时期，不只不想参与政治也不大关心政治，反正政治局势的推演与我无关，也不受我影响。情势要等到2003年的七一游行之前才有所改变。

六四的结局不只压抑了香港人参与政治的热情，延滞了曾经可望可即的民主前景，同时使得香港人对于「爱国」产生了抽离的情绪。这就是香港的六四创伤综合症。所以叫香港人透过欣赏国家十多年来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去放下六四，就等于要香港人否定自己的过去，否定自己当年爆发的民族情感，转而认同一种更现实更功利的爱国主义。然而这是哪门子的爱国呢？同样地，把源生于一场爱国运动的支联会标签为「反中乱港」，也等于是叫那批香港人认错，承认自己当年站错边。要民主派与支联会划清界限，就是要部分香港人放弃争取中国民主化的疑想，把注意力集中在深圳河以南就好。无视六四事件在现代香港人民族认同过程里的奠基性地位，否定它掩埋它遗忘它，因此是一种撕裂他们爱国热情的冷酷举动。

如果参加六四烛光集会的人数少了，并不是经历过那段创伤的人早已康复，而是他们一方面不想困在不可解的重复诡局，另一面则日渐接受更加现实的失忆状态。患上了六四创伤综合症的香港人，会在需要的时候得体地回答「我哼的是国歌」，会在恰当的场合别上一枚国旗徽章；但是在心底里，他们就像一些曾经遭受父母侵犯的小孩，有的只是冷默、疏离、不信任。

讲座纪实–关于讲者

兔佛 — Tue, 04 Oct 2005 15:36:22 +0000

或许是在中大留下的印象，印象中的大学讲座，无论讲者是社会名流还是学术泰斗，至多只是引起学生争相购票，再不然就是门口走廊都站着人挤个水泄不通，但是这类讲座的真正的影响力还基本上局限在大学范围内，社会人士对于这些是不清楚的。

正因为这样的印象，今天下午到了graduate house的演讲厅前，我还是小小地惊异了一下，惊异于这个讲座的规模和影响力。讲座的主题是：公民社会离我们有多远？（Civil Society on Move?）——从北京、台北、香港三地的新闻媒体透视公民社会程度。是思索香港（rethinking HK）论坛的系列讲座之一，主持人是龙应台女士，四位主讲嘉宾分别是来自台湾的王健壮、金惟纯，来自香港的梁文道，和来自北京的《财经》周刊总编杨大明。原本已经很震撼于这个讲座的主讲阵容了，没想到讲座刚开始，龙应台就开始不慌不忙地介绍隐匿在我们这些小观众之中的卧虎藏龙的大牛们，有台湾报业领导，有凤凰卫视杨锦麟，有南方周末副主编，有南方人物周刊主编秦晖，有某某作家某某评论员等等，最后竟然还意外地在提问环节看到了安替，呵呵。坐在一大堆观众里的我就顺着龙应台的手势四处张望，崇拜又惊喜地看着那些对我来说几乎是偶像级别的媒体领袖，然后大喘气，小声地尖叫，身边的同学形容我贪婪的表情就好像看见美丽的大闸蟹一样……

龙应台：

讲座正式开始的瞬间，我就被龙应台彻底征服了。

之前没有听过她的讲座真是遗憾，我从来没有想到演讲可以是用这样温文尔雅的、文学的方式进行的，也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如此温和、礼貌的娴静女人，在慢条斯理的字句里，可以表达如此坚定和不可抗拒的力量。

今天龙应台的身份是主持而不是讲者，因此她谦和地介绍别人，作衔接和总结，但很奇怪地，四个男人的讲座就这样被她不动声色、不温不火地控制了了。当她用优美的文学语言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台湾社会的时候，当她温和但严肃地向讲者提问的时候，当她用清澈的声音坚定地说“我们无从选择，我们必须相信”的时候，很难想象，我，我们就是这样被她打动了，没有激昂的口号，没有煽动性的语言，没有富有表现力的身体语言，没有任何一种我们所接触过的新东方或者成功学式的讲座模式，只是平和、温柔，却透着高出那些所有的无法抗拒的power。

我始终不喜欢称呼龙应台为先生，虽然那似乎是对于一个知识女性的最尊敬的称谓，比如杨绛。但龙应台的魅力不在于她可以和任何一个男性领袖媲美的学识和才干，而恰恰在于她身上女性的魅力，这些是“先生”这个男性称谓所完全欠缺的。这是让很多内地人嗟叹的台湾女性的魅力，特殊的温柔、典雅和力量。

想起来自己很久以前和wr说过的，我始终讨厌女强人，或者那些刻意把自己磨练得干练辛辣的女人们，女人的最大魅力来源于自身，把智慧和能量通过最女性的方式表达，才具有最难以抵挡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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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龙应台文片断—— 超越台湾主义

我是一個鄉下警察的女兒。鄉下警察的待遇太差，養不起四個孩子，所以鄉下警察的妻就去編織魚網。一天織十個小時，可以掙八十塊錢。她同時找到一塊荒地養豬，每天清晨到爛泥潭中割牧草做為飼料。因為結網，她的手摸起來像繩索一樣粗；因為牧草割手，她麻粗的手經常流血。

十四歲的我所親近的世界由五種人構成。赤腳的漁民，在冬夜裡摸著黑上船，清晨回來；常常有人去了不回來，妻女就在海灘上抱著衣物招魂，哀哀哭泣。外省老兵扛著帶刺刀的步槍，巡守海岸，海的對岸是他們妻女父母所在的家鄉，也是他們槍口瞄準的方向。

老兵通常孤獨一生，往往死了好幾天之後才被人發覺。那能娶妻的，娶的通常是比他們更邊緣的人。從原住民部落出來，那眼睛深邃的女人背著孩子，在防空洞上種絲瓜。

鄉裡有個大陳村，大陳人穿著在我看來是「古時候」的衣服，講一種聽不懂的語言。梳著髻的婆婆艱難地彎身，在牆角燒煤，一群雞在她腳邊。

我心目中的「有錢人」，是鄉裡的醫生。他說閩南語，但是用日文夾著德文寫藥單。似乎知道這外省鄉下警察連孩子的感冒藥都難以負擔，他通常不收錢。而真正繳不起學費時，警察妻就?腆地去向醫生借貸，醫生把錢放進她手裡，說，「小心孩子，不要感冒。」

那鄉下警察兼養豬戶的小孩，我，講一口土氣的閩南語，就在外省老兵、部落原住民、倉皇撤退的大陳人和閩南漁民的沈靜的溫柔環抱中長大。幫母親餵完豬之後，來到父親面前；這湖南來的鄉下警察脫了制服，坐在醬油色的竹椅上，他的白色汗衫已經被洗得稀薄，幾乎就是破爛了。就著電力昏昏的燈，站著，我開始背誦「滕王閣序」。這是一九六七年的台灣。

一九九五年九月，以政務官的身份我站在台北議會接受質詢，青天霹靂而來的不是質詢，而是指控：「你，不是台灣人！」當我修復地層下陷的林語堂、錢穆故居時，隆隆的指責是，「林語堂、錢穆都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你為什麼修他們的房子！」當我試圖將二二八紀念館以公開競標的方式尋找經營者時，我必須忍受被指為「文化殺手」，「外省文化局長在消滅台灣本土文化！」而時不時，一張匿名的傳真信會交到我手上：「中國人，滾回去！」

三年半，不吭聲，只是分秒必爭地把事情一件一件做出來。我可以面對叫囂震天，不眨眼、不說話；我的篤定從哪裡來？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滿面滄桑的漁民，那喝醉了就痛哭失聲的老兵，那逃走又被追回來的部落女人，那無法與人交談的大陳婆婆，那在診室裡聽貝多芬的醫生，那鄉下警察和他養豬織網的妻子；這些鄉人從未叫囂，卻給過我一生用之不盡的溫暖和信任。什麼是台灣人？不必由你來告訴我。

公民社会的捕蛇者说

兔佛 — Tue, 04 Oct 2005 03:18:30 +0000

摘自龙应台在中国的讲座————

我总觉得对许多困苦的人有不忍之心。柳宗元有篇短篇小说叫《捕蛇者说》，就是说人的社会生存的困苦比捕蛇的危险和灾害还大。这个故事虽不能比喻今天的中国，但当我看见如今城市里高速的发展和依然穷困的乡村差异时，我不得不联想到这个故事。公民社会的建立就好比一群喝醉的人，总需要找一个清醒的人把他们送回家。那么，将来，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就在于这样清醒的人有多少。根据司马迁“富而有礼”的指示，这样清醒的少数，可能就在一个社会的企业家中。

如果有人问我，我们为什么要改造社会，为什么要有人文关怀，我个人的理由就是“不忍之心”。因为，在繁华隐藏的苦难中让我生出“不忍”，我称之为“soft power”，“温柔的权力”我相信它可以延展到各个层面，它比轰轰烈烈的伟业，可能更有效。

有一次我带领交响乐团到台湾乡下去演出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搭台搭了三天，一个6万人的小镇来了1.5万人，演出开始前，大雨倾盆，1.5万个农民坐在台下一个也没走。散场后，一个老伯对我说：蝴蝶夫人算不了什么，你下次把比柴的“卡门”带来。

……

一个人到死的时候还是家财万贯，这是一种耻辱

兔佛 — Tue, 04 Oct 2005 03:14:03 +0000

对公民社会这个概念不是很熟悉，于是看了一些资料，从龙应台之前有关的讲座看起：

摘自龙应台企业讲座——————

美国著名的钢铁大王卡耐基有句名言：“一个人到死的时候还是家财万贯，这是一种耻辱。”这句话令我很感动，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财富来自社会，到死时这个人一生都没有回馈社会，这个人是可耻的。此话虽简短却很深刻。正是有如此的一种公共观念的影响，2003年美国仅慈善捐款就高达2030亿美元，这么高的捐款都是如何用途和分布的呢？其中49%进入医疗系统，11.5%资助宗教,11.5%用于社会福利,11.9%投入教育,2.3%用于资助艺术。而台湾有一种特别典型的现象就是慈善捐款的主要流向是寺庙,我认为二者的动机是有差异的,卡耐基观念影响的美国社会主要将慈善公益视为回馈社会的义举,而中国社会多将慈善公益视为自己增添福报、为子孙积累阴德,范围再大就是为自己的宗族，或造福乡里，很少有为普遍的社会回馈的观念。

美国2030亿福利捐款中有42%来自极少数4.9%的富人,而所谓富人是家产超过100万美元,其13%来自社会0.22%的极有钱人。美国成功的企业家的遗产捐款的58%是来自0.4%的家族,在整个遗产中49%捐给社会,子嗣只有21%。1995——1997年间,遗产总值增长65%，而社会公益增长110%，子嗣增长57%。这个统计表明越来越多的富人不把钱留给子女，而将钱捐给社会。

但是不是只有富人才关注社会福利呢？其实70.1%的普通的美国人经常捐款,他们捐款的金额虽很少,但也是每年每人会捐1075美元,所以,2030亿美元中,不仅是家财万贯的人在捐款,还有包括70%的普通百姓在捐款,可见,捐款的人群在美国是很普遍的。

还有一种资助社会的方式就是作“志工”(大陆叫“义工”、志愿者)。当一个人没有钱贡献给社会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的时间捐出来。北欧国家有55.5%的人去作“志工”，比如一个星期有一个下午到孤儿院去工作，临终病房慰藉工作、美术馆讲解员等等，而美国也有1.09亿在做“志工”，折成时间为190亿/年小时，折算成金钱2250亿美元。这表明普通老百姓也有回馈社会的强烈观念。如果没有钱，就用时间来代替。

世界“志工”最慷慨的国家是荷兰和北欧三国。老人在美国也做“志工”，47.5%的55岁以上的长者长期做“志工”，即2770万老人作“志工”，平均每周3.3小时。

我们发现，美国有大量的“志工”在支撑这个社会，尤其是在照顾社会弱者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就是一个公民社会的有效状态。

就定义来说，公民社会当然有政府存在，有营利的商业机构存在，而政府是有组织的或有意识形态的目的的，而商业机构有利己的动机，所以，就出现了第三种势力，或者叫第三种力量，就是超越政府、商业机构之外的独立势力。它可以补政府之不足，在台湾这方面表现特别明显，当发生重大灾难时，政府机构组织人员的动员能力不如慈济功德会这样的民间机构。

目前，美国有1200万非营利的机构。我居住的德国每年就增加800个基金会。他们每日的工作不仅就是补政府的不足，而且，对政府权力的滥用进行监督和抗衡，所以一个社会第三势力独立的板块越大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开放空间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