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 念念

舞踏·哀悼

兔佛 — Fri, 23 Oct 2009 17:54:08 +0000

angeldreamz306 onlyfans. com

“它的恩赐只有一天，悲伤的一天，喜悦的一天。啊，让它生，让它舞，直到敲响暮钟，一天的光阴，那是它的宿命，黄昏的飞翔，才是它的天堂。”

——诗歌《蜉蝣》，Cherry Blossoms

在油麻地看电影的感觉，总像是一趟旅程。叮叮当当转过两三条地铁，然后穿过庙街，白天破败晚上烟火的庙街，一个拐角，顿时安静，并排着：影院、书店、麦当劳。海报一幅幅挂着，都是地铁里不常见到的意境深远。在香港，于我，这算是个完美之地了。心心念念要搬来这里住，这么些年还是没有成功，也好，还有继续旅行的机会。

有时一个人来，有时和蚊子虫子两三个人来。用虫的话是：“一群死文艺青年”。

这天来看Cherry Blossoms，是看完了才知道的名字，暗叹精妙。死与生，冷与爱，凄与美，伤逝与温暖，就如同贯穿全片的舞踏一样幽谧而震撼。德国的导演，日本的舞踏，在黑暗与死亡面前静默，然后迎上、深入，最后沉醉、共舞，从深渊里传递震慑人心的能量；死亡、哀悼与记忆，难道这真是两个民族灵魂深处的共鸣？

很少有的，走出影院，有微微喝醉的感觉。蚊子和我讲话，我脑袋发懵——如入秘境的舞踏音乐仍在天空盘旋，扑到在富士山下的花朵和服，白煞煞的面和浓黑的眼，好一个又悲又喜、似泣似诉的表情，好一场生命之舞，又或死亡之舞——对面蚊子的嘴在动，但听不见讲什么，好像红酒在喉，或者伏特加刚刚上头一样，暖醺。

故事并不复杂。

两个老者在年轻儿女的世界里局促地生活，后来，两个人变成一个。丈夫带着亡妻的衣服开始了旅行，去她生前最爱的日本，去体悟她生前最爱的舞踏。最动人的场景，是丈夫睡着，把妻子的和服睡衣张开，铺在身边；丈夫在樱花丛里游览，大衣里面，挤着妻子的蓝毛衣，挂着她的珠链，穿着她的裙子。丈夫说：现在，她活在我身体里，可如果我死了，她会去哪里？

这话让我想起我完全不熟悉的德里达。我仅知道他的一句话：我哀悼，故我在。

曾有过几面之缘的哲学老师夏说，在古希腊，只有被哀悼者，才有完整的生命——他因为被哀悼，鬼魂可以成为纯净的影像，可以去冥府。夏还说，“如果不去哀悼，活着的人是没有灵魂的，因为，死者的灵魂在去哀悼者身上。”

年轻的舞者Yu也在哀悼妈妈。她每天在樱花丛中，在一个话筒旁跳起舞踏。她说舞踏是影子的舞，影子可以和另一个世界通话。在Yu的陪伴下，老者终于到了妻子最爱的富士山脚下。终于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有如神示一样，等到了白雪皑皑的山峰。他穿上妻子的和服，在河边寻找Yu所说的“影子”，画面的尽头，是同样浓白面妆的妻子，与丈夫十指交缠，共舞。他们的表情，深切，而愉悦。

在死亡与爱的主题面前，其它故事都轻了，不必再讲。我没想到导演是位女性，Doris Dorrie，尽管很多人说从故事里看出了“女性视角”。（据说这是Doris深受小津安二郎影响的片子，故事也是取材《东京物语》的情节。看来要好好找回小津来看。）

在网上散漫地搜索日本舞踏的资料，这个战后日本诞生的暗黑舞蹈，无意发现这样一首诗，竟是一模一样，影片的气味：

既不了知痛苦

亦不懂得爱

那在死中携我们而去的东西，

还深深地藏匿。

惟有大地上歌声如风

在颂扬，在欢呼。

——《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节选（德）里尔克

Once

兔佛 — Tue, 15 Jan 2008 12:15:02 +0000

How often do you find the right person?

Once.

音乐响起的一刻，他们之间那么近。

他的吉他，她的钢琴，他写的歌，她填的词，他的声音，她的应和。

他们短暂地凝视对方，时间仿佛停下了。

只是，他的歌，唱给离去的女朋友；她的琴，弹给不懂欣赏的丈夫。

他和她之间，什么都不曾发生，连接吻都没有。

两人靠的最近的一次，

他说：和我一起去伦敦吧，我们可以一起写歌。

她笑了：好啊！我们一起去，没人知道我们在哪儿。

他说：我们组个乐队，一定能出名。

她说：我可以伴奏啊。

他说：对，还负责钢琴。

她笑得更开心了。

“去吧，我是认真的。”他说。

“可以带上我妈妈吗？”她开玩笑。

他尴尬了，小小的沉默，现实慢慢地回来，两人都笑了。

她终于没有去见他最后一面。

“再一起吃个饭吧？喝点东西。”

“你的专辑做完了，我们的工作结束了，不用了吧。”

“……来嘛。随便聊聊天都好。”

“……不要了。我会抑制不住。”

“抑制不住会怎样？”

“……”
“会怎样？”

“抑制不住也可以。但是，没有意义，不是吗？”

她的丈夫从远方归来，她回家了。

他的女朋友在伦敦等他，他出发了。

不知道他有没有猜出，她在山上说的那句捷克语，就是“我爱你”。

How many times did you meet the right person?

Once.

Then?

Nothing…:)

茫茫大地，能相遇就是幸福。

能在简简单单的时候，遇见你，是多大的幸福呵……

告别色戒

兔佛 — Wed, 17 Oct 2007 18:13:27 +0000

终于要写下一个这样的标题了。

从摸到张爱玲的手稿开始，到终于写了一篇完整的稿子交出去之后，这部电影折磨了我整整一个月。这一个月里，我去电影院看了两遍《色，戒》，看了两本金熊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重新看了张爱玲、胡兰成。

王佳芝和易先生的故事，郑苹如和丁默邨的故事，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故事……一篇一篇地在张爱玲清疏的字迹里、民国旧人的叙述中、电影让人心慌的音乐节奏里慢慢浮现，甚至渗透到梦境中。民国的味道，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味道并不好，是苦涩的年代，一些人的十里洋场、醉生梦死，更多人的流离失所、一脸张皇。满地都是破碎的声音。

要感谢收留他们的李安。真实的他们已经被遗忘太久了。

一群衣衫破旧的士兵列队走过，路边卡车上，逃难的女学生冲他们大喊：打了胜仗，就嫁给你！

影院里许多人笑了。电影里的士兵们也笑了。旗帜飘扬，是青天白日满地红。

这是影片一个平淡的场景，但我一直忘不掉。总想起去年在成都遇到的一群古稀老人，说起往事，笑声爽朗，眉目间还有当年的荣光。这些国民党军的年轻士兵，一生都沉溺在自己的二十岁。此后苦难种种，只是叹声“命运弄人”，而已。

电影里，是1940年代的乱世。女大学生王佳芝色诱特务头子易先生，协助革命同伴为民除害。原本一个模式化的女英雄，在李安的镜头里，却难逃人性幽微，有了不一样的结局。

王佳芝真心爱慕的男同学邝裕民，给她讲国仇家恨，给她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带着她演话剧，在香港大学的礼堂里，高喊“中国不能亡！”——几百个观众站起来，流着泪齐声应和：“中国不能亡！”“中国不能亡！”……这样的场面，真的震撼了她。她只是个大学一年级的女生呵，她愿意怀着爱做一切事情，无论是为了邝裕民，还是为了国家。
邝裕民总是满腔热血，就像所有背负着家国理想的有志青年一样。他号召话剧社的同学们一起去暗杀汪精卫的特务头子：“我们演多少话剧，都比不上真的杀掉一个汉奸来得有用！”

说完，他盯着王佳芝的眼睛：“我不是要勉强大家……”欲言又止。

王佳芝当然懂，她笑了：“我愿意和大家一起！”一字一句，手紧紧和同学们握在一起。

怎能不呢？这里有她喜欢的人，也有她模模糊糊的理想。

听从邝裕民的安排，王佳芝扮演嫁给香港商人的麦太太，负责接近和引诱目标——“汉奸走狗”易先生，给同学们的暗杀创造机会。“记住，这不是演戏”——临走前的嘱咐成了现实。这一次，她再也没能走出这个角色。

易先生是汪精卫手下的特务头领，暗杀敌人和防止被敌人暗杀，是他的主要工作。在1938年，汪精卫冒天下之大不韪成立伪政权后，全中国几乎都成了他们的敌人。这是一个终日生活在恐惧、绝望和孤独中的男人，他身边随时随地跟着保镖，“从不去黑的地方”，从不相信任何人。直到他遇见了“麦太太”。

他不知道，为了遇见他，她几乎牺牲了一切。

只是这一点也不浪漫。她和他的太太打牌，输光了所有的钱；她和别的男人睡觉，因为勾引他的一定不会是个处女。这一切她的同学们都在安排，在支持。

她只是在每晚褪下丝袜时有些疲惫。她只是在看见邝裕民的时候有些默然。

他们终于相遇了。她不动声色，最小女人的样子，年轻的身体单纯得花朵一样。他则像低沉怒吼的兽，疯了似的撕扯她，用最原始、粗暴的性和虐。她恨他，她要报复，对于这样戒备在深渊里的男人，只有进入深渊，才能征服他。

“你一定不相信，我恨你。”她幽幽地说。

“我相信。”

“我恨你。”

“我相信！我已经很久不相信任何人了。可是你说的，我相信。”他突然发狠。

她盯着他良久，轻叹：“那你一定很寂寞”。

扭曲的肉体在汗水和泪水中交缠——李安说的没错，这是爱的地狱。在地狱里融合的那一刻，他才感到自己是存在的，她也终于才有了一些真实的感觉。“我让他钻进我的身体，可是他也像蛇一样，钻进我心里。”

性而后爱。在人类最本原的关系面前，他不再是人民公敌易先生，她也不再是爱国学生王佳芝。他们，只是两个背叛了自己的可怜的人。

在最后一刻，王佳芝盯着送给她钻戒的易先生，楼下已经遍布埋伏。“他的侧影迎著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

“快走”，她终于说出了这两个字。电光火石，一切都结束了。

他顿时明白了，飞奔下楼，跳进防弹汽车呼啸而去。她慢慢走回大街上，音乐渐强，如此怅然。

结局很简单。革命事业毁于一旦，她和她的同学们共赴刑场。她最后见到了邝裕民，伤痕累累地跪在她旁边。他望着她，眼神苦涩。她却淡淡地看他，就像做了一场梦。

六十年前那一场宏大的战争，民族太大、国家太大，个人太小。这是张爱玲所不屑的，也是李安为她，所着力反抗的。李安说：“她是勇敢的女子，敢于把女性的生理上的享受写入以如此父权、如此男性化的战争为背景的故事里。她是怎么能把这样一个主题放在如此巨大的画布上的？——那是那么小的一滴水，可它激起的涟漪却大得惊人。”

“干净版”的电影删掉了七分钟是可惜的。并不见得电影有多么好，只是删去的部分，实在是精华。

梁朝伟和汤唯四场彻底的性爱演出，惊呆了所有人的眼睛，也完成了易先生和王佳芝的彼此回归。李安说，这些付出了巨大牺牲的表演，是他们所有人的终极演出，“它们是生命和死亡，是人物性格的真实体现。”

尽管裸露，却一点也不激情，不美好，更不会教别有用心的人激动。你只会齿冷、压抑、难受、绝望——就像许多朋友出来影院后说的：“不色情，真的，那根本不是色情……”

另外删掉的，还有一场“过于残忍”的暴力场面，我个人最喜欢的地方。

那是一次意外的谋杀。易先生的手下发现了同学们的行刺计划，到他们的住处进行要挟勒索。无奈之下，他们要杀人灭口。从没有杀过人的年轻学生，比被杀者脸上流露出更多的恐惧。他们拿刀的手是颤抖的，要靠发泄式的大吼才能把刀一寸一寸、活生生地刺进肌肤，但是因为紧张，谁也没有刺中要害，一个人精力耗尽，另一个则哭着扑上去补上一刀，汉奸浑身是血，足足中了八刀，才最终死去。每个学生身上都沾满了血，血从房间里一直流到楼梯上……
这场戏的震撼，让我有充分的理由敬佩李安。

谁是生来会杀人的，即便面对国仇家恨，甚至战争。“爱国”——多么伟大而崇高的一个口号，行使的第一步，却是如此反人性的——“杀人”。无论背负了多少社会角色，为了多么高尚或者卑鄙的目标，人性都是无法回避的。乱世不见人，李安要重现的，就是人这个字。

不喜欢《色，戒》的电影结尾，是我心里的败笔。

张爱玲的原著里，易先生下令枪毙学生，随后回家，看见太太们在打牌，于是微笑着加入进去。就这么结束了，清冷得让人心慌。

他们说，李安毕竟比张爱玲慈悲。他让易先生回到家，推开王佳芝曾经留宿过的房间，坐在她曾坐过的地方，就那么，愣愣地，坐了一会儿。梁朝伟的眼神啊，真的是好。但是这个有一点温度的结局，反而让我有些怅惘。李安毕竟不是张爱玲，呵呵。

万分喜欢汤唯。她的演出，胜过了梁朝伟，我打一百分。

这三个女人的纠缠：

郑苹如（真实）张爱玲王佳芝

好了，最后，大家快快推荐我一部好电影，让我赶快从《色，戒》的影子里走出来吧，呵呵……

贾樟柯：最重要的不是历史，是人

兔佛 — Wed, 22 Nov 2006 18:22:24 +0000

煤矿工人韩三明从山西来到三峡，寻找他十六年未见的前妻。当摩托车司机带他来到「四川奉节县青石路五号」的时候，两人面前只有茫茫江水。司机指着水中间一片长草的小坡，说，喏，就是那里。外地的韩三明一脸迷茫，本地的司机却露出习惯性的嘲讽：你没看新闻啊，三峡工程，都淹了。

这是贾樟柯在威尼斯赢回「金狮奖」的电影《三峡好人》。用导演自己的话说，这片子吸引西方观众和导演的，并不是三峡工程的背景，而是三峡的人。即使两千年的古城两个小时就被拆毁，但城墙倒塌的回声，仍然迅速淹没在每个居民平淡的新生活里。镜头前的每个百姓都有看来比生活巨变更重要的个人选择。

有批评认为电影淡化了三峡工程的影响。贾樟柯自己这样解释：「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中的人。拿奖的时候我真的很激动，因为我银幕上那些人受到尊敬了。他们是最重要的，他们的爱情、命运、选择是最重要的，但在中国，这些人们都被遮蔽掉了。」

亚洲首映礼上的贾樟柯，简单的黑T恤，匡威鞋，打招呼时候一团和气，笑容温和得好像绵羊。而一旦进入谈话，言语之间的坚定和自信，却让人对这个年轻导演，不得不肃然起敬。就像国外导演评价的，在他身上，也许真的能看到中国电影未来的希望。

问：以三峡工程为背景的电影，一九九六年曾经有一部章明导演拍的《巫山云雨》，十年过去了，你们拍摄的三峡，变化在哪里？

答：《巫山云雨》到《三峡好人》，是两个历史阶段。《三峡好人》时候的三峡工程，已经结束。整个中国从七八十年代以来，改革的大的变革格局也已经基本固定了。拍电影十年，我一直在拍一个变化中的中国，这个变化中有很多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到现在的《三峡好人》，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应该务实的时代。这个务实就是说，变革所带来的资源的重新分配、利益的消耗已经趋于完成，就像这个工程一样，留下的只有过去巨变的蛛丝马迹，你可以感觉到变化里面每个人被社会影响的程度，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或许这个完成，已经接近结束。

问：人们常常评价你的电影是小众电影，你自己怎幺看？

答：我一直承认我的电影在观受面上有局限，它不是娱乐类型，我也不期待能有一亿的票房，但它会有一个固定的观众群。比如《世界》，在中国票房只有一百五十万，但正版DVD有三十万张的销量，海外市场单是北美就有四五百万美元的收入，要看总收益，我的电影在中国肯定排前五位。而且我觉得，电影的文化作用不在于能被多少人数来左右。八十年代，《黄土地》全国只卖出一个拷贝，但它日后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那时候上海还有一部电影叫《喜盈门》，两毛钱的票，全国票房一亿多，你说它有多少人看？但是时过境迁，就没有什幺价值存留了。

问：你的电影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命运，他们其实是中国的最大众，但是片子放出来，却成了小众电影，这本身不矛盾吗？

答：不矛盾。你知道为什么吗？从今天中国观众看电影的情况来看，电影已经不是一个大众艺术了。本来电影消费应该是无意识消费，就像我买瓶矿泉水，我渴了我就买了。但是现在看电影价钱不同啊，在北京，一家三口，再加小孩儿吃点东西，就好象看歌剧一样了。票价让这个艺术已经不是很大众化了。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众在哪？中国最多的大众在哪儿？在城市之外，在小城市，在县城，在农村。但那里根本没有银幕。比如说我老家的那个县城，本来有三家电影院，现在一家变成证券市场，一家是超市，一家卖家具。不是电影无法跟大众接触，而是这个管道被切断了。再回头看看现在银幕上都是哪些人呢？中国每年生产一两百部电影，表现城市之外的普通百姓的太少太少了。说起来有些世态炎凉，今天我们走在城市里，北京上海广州，随便一个，你问问多少人跟县城、跟农民有关系？五分之三的人。大家的背景是县城，但转身，就没有人再去关心那个地区生存的人，我觉得这是非常不人道的。反过来我到有些轻视所谓城市感受，城市生活，我觉得大家既然都有农业背景，就不要装了。

问：但看你电影的时候，仍然有人说你的观点太「个人化」了。

答：其实我觉得那不是「个人化」，而是自我意识。当你作为发言者，要很真实地表达自己真心的体验，这种自我意识是艺术最珍贵的地方，也正是中国艺术里面最缺乏的。我们文化里有很糟糕的部分，不把个人当回事儿。比如我上次听报道，说这次矿难才死了两个人，这种说法太让人震惊了，才死了两个人？要死多少才够？人的事都是大事，每个个人的爱情、命运都很重要。为什幺很多年后，我们看沈从文或者张爱玲，仍然这幺热爱？因为不管在一个怎样的时代里，他们都是从私人的、个人的角度进入讲述，这是非常珍贵的。现在很多年轻导演是努力在把这样一种语感带回到我们的文化里面。但是观众可能不熟悉，因为观众已经习惯了和主流思潮一致的语态，所谓「宏大叙事」。中国观众看完电影习惯问一句，这电影说了什幺。这种归纳中心思想的训练我们从小就在进行，但其实这样对作品的单一归纳，有悖于艺术多元性的表达。观众的习惯，还需要时间慢慢改变。

问：你参加过很多国际影展，在国外的观众能理解你诠释的中国形象吗？

答：威尼斯影展一结束，《三峡好人》我们就卖了三十多个国家，为什么卖这幺好？其实背后的三峡工程并不重要，没有人会花钱只为了看看那个国家究竟怎幺样，吸引观众的一定是电影里的情感、人性，这些是共通的。《三峡好人》讲了一个离婚的故事，一个复婚的故事，两个普通的主人公通过选择，给了生活一种自由。这些经验是人类共同的，能够产生共鸣的。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太强调东西文化的冲突了，在深层的情感上，文化是有共通的，比如生、老、病，死，比如选择。

问：《三峡好人》是你第二部公映的电影，从地下导演走到现在的地上状态，对你来说变化在哪里？创作会有影响吗？

答：关键还是我得到了应有的权力。在创作上到没有什幺影响。经常会有人跟我说，你现在不要拍这个，两年后再拍，或者你现在应该立刻拍那个，会走红，但我不喜欢这个状态。我今天心里有念头要拍这个电影，干嘛要等到两年后。当然电影会有它生不逢时的时候，但是那又何妨呢？就像人不能选择它的出生，我知道现在是文革了，我不出生啊，我等结束了才出生，哈哈，那不可能。该出生就出生，那是他的命运。电影拍出来，叫好也罢，和市场有距离也罢，那也是它的命运，顺其自然。导演真的不要有太多算计，纯洁一点，天真一点。

问：这样的天真会不会带来一些困难，现实上的？

答：会有困难，现实上的。一方面是自己的，我有很多题材是艺术和商业结合得非常完美的，但现在就是不想拍，现实给我的呼唤很强，总是把计划放在后头。外来的阻力就更大了，我九九年被电影总局禁拍，零三年才解禁，四年。

问：禁拍是什幺状态，真的不能拍吗？

答：可以拍，但是不能放。就算拍，状态也不会好。你知道拍电影是一个需要调动许多资源的工作，比如说我要拍这条街，我可能要封这条街，就要跟派出所和交通部门打招呼。他们问你是哪个制片厂的，你的拍摄令呢？……你是非法拍摄啊，所以很多事情都做不了，那段时间真的很痛苦。

问：那怎幺办呢？没法拍想拍的题材的时候怎幺解决呢？

答：我觉得还是想拍就拍……（笑）。大环境的改变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它很不正常，太不正常了。像今天文学和绘画基本上还能做到表达自由，但是电影很严格，甚至很多电视剧要是换成电影都根本不能拍，一定通不过。比如我看过一个电视剧写一个煤矿工人，下岗多年，发不出工资，好不容易过年发钱了，又给抢了。呵呵，这样的题材要换成电影，没人让你拍。而且中国电影没有分级制度，只有青少年保护法，暴力和色情都不让拍。但如果换一个美学的角度来理解，电影作为一个大众媒介，最重要的支柱就是「暴力」和「色情」，如果没有分级制度，电影的空间太小了。

问：但是在公演的电影里，有些也能看到暴力和色情啊。（记者脑中浮现夜宴…… ）

答：问题就是这里，什幺是色情，什幺是暴力，我们没有标准啊。有些电影不脱衣服也可以拍得很色情，我就能拍（笑）。色情不色情，最后还是领导说了算。现在中国在建立电影工业的体系，所有的政绩就是票房。所以商业电影受到天然的帮助，比如张艺谋的电影，中央电视台从一套到十二套都在宣传，《英雄》公映的时候，好莱坞电影一个月不让放……呵呵，我《世界》可做不到。

问：这次你选择了香港做亚洲的首映，讲讲你对香港的印象吧。

答：我前阵子去了好几个香港的大学演讲。我一直鼓励香港的学生，你们一定要树立香港自己的文化自信。在大陆长大的人，无形中会有一种概念，所谓地大物博嘛，就说我们是华语文化的主体，这是根深蒂固的概念。但我自己跟香港、台湾、新加坡、东南亚有了长时间的接触之后，我真觉得没有哪个是主体，大家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华语文化的概念。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四九年之后，在中国大陆是断的，但它还在香港、台湾延续下来。比如王家卫导演，大陆没有一个导演可以拍《花样年华》，因为那是四九年以前中国流行文化的延续，电影里的生活都是四九年前的流行生活。还有像中国的老电影《马路天使》，对人情世故、世俗生活、家长里短，那样熟练的描写，四九年之后就看不到了。我们突然变成一个单位、一个集体，家庭邻里的东西，啪，一下子断了。但是在香港还有，像尔东升的《新不了情》。我在油麻地散步，看到很多繁体字的招牌，那种亲近感真是血液里的。

尘埃落定

兔佛 — Fri, 10 Nov 2006 19:58:31 +0000

山西来的韩三明站在三峡即将拆迁的小县城，茫然四顾，头顶一缕黄发的摩的小青年拦住他。

“去哪里？”

“喏，这里。”

“奉节县青石路5号？”

“对。”

“五块钱。”

“三块钱吧？”

“这里都是五块钱。”

“好，走。”

……

摩的在茫茫江水边停下了。

“到了。”小青年吆喝一声。

韩三明下车，看着脚下的山和眼前的水，愣了一会儿。

“哪个是么？”

“喏，前面，那个有草的坡坡。”

韩三明望过去，一片辽阔的江水中央，一块几米见方的小土坡。

“咋地没了么？”

“三峡工程，你没看新闻啊，整个县城都淹了。”小青年说得兴奋，“我家，就在那里——”他指着水中间一根凸出的铁杆。

“那人呢？”

“都散了，搬走了么。”

“搬去哪里了？”

“哪里都有，广东，辽宁，哪里都有。”……

这是贾樟柯导演的新作《三峡好人》，英文名叫Silent Life。一个煤矿工人韩三明从汾阳来到奉节，寻找他十六年未见的前妻。两人在长江边相会，彼此相望，决定重婚。一个女护士沈虹从太原来到奉节，寻找她两年未归的丈夫，他们在三峡大坝前相拥相抱，一只舞后黯然分手，决定离婚。导演在影片介绍的最后说：“老县城已经淹没，新县城还未建好，一些该拿起的要拿起，一些该放下的要放下。”

导演专注的镜头对准了每一个在三峡来来往往的普通人，工人、混混、妓女、船工、孩子，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负担着巨大变化，然而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变化中自娱自乐，正常生活着。

来来往往的船只上是大声打牌、叫骂、调笑的男男女女，身旁安静的包裹才流露出一点漂泊的痕迹；

残破的工地上是县城男孩津津有味吼着的《老鼠爱大米》和《两只蝴蝶》，节奏分毫不差，连颤音和尾音都模仿得唯妙唯肖；

一息尚存的砖房里，小混混学周润发学得如痴如醉，烟要用报纸点着抽，讲话要微举手距离眼睛一米，坏笑，喊“大哥罩着你！”

一块两毛钱一天的客栈里，阿姨面无表情地走进来：“要小姐么？……少妇？”对面只剩一面墙的危楼上，四个女人鱼贯而出，站成一线，朴素的穿着，夸张的姿势。

砸墙的活是一天五十块，男人都在干。

打群架也是一天五十块，小青年蜂拥而去。有些人流着血回来了，也有些没回来。

贾樟柯镜头的真实让我几乎难以承受，不是残酷，那只是我们每天都在过的生活，裸露背脊上的苍蝇，听得见钝响的拳脚，它平凡得甚至丑陋。没有伟大的牺牲，没有壮烈的奉献，没有戏剧化的英雄，没有矫情的眼泪，只有淡漠的表情，和很俗的笑。感觉像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从镜子里，看到自己久违的老脸。这张不施粉黛的脸，连我们自己都忘了如何面对，贾樟柯却给了他英雄一般的注目礼。

这是一个三峡的故事。和宏大叙事里的伤春悲秋不同，县城里的每一个人，波澜不惊地适应着变化，生活仍然继续，仍然精彩。

这也是一个完结的故事。三峡蓄水，什么都变了，什么也都该结束了。

两千年的古城只用了两年拆掉也好，水下埋着多少祖祖辈辈男耕女织的痕迹也好，今天的江面，已经平静得看不出一丝痕迹。

最后的地界上，爆炸、坍塌仍在继续也好，乡里乡亲恩怨热闹不肯罢休也好，墙上赫然画着的156米淹没水位，高高悬挂在每个人头顶，已经无从逃避。

举家迁移也好，妻离子散也罢，三峡的男人喝完手里的酒，跟着三明，去了遥远的地方那每年死十几个人的煤矿。三峡的女人去广东，“总要有个决定。”

“决定”，是贾樟柯无论戏里戏外都在不停强调的词。

“我拍电影十年，一直在拍这个巨烈变化中的社会小人物的生活、状态，社会物质的巨大进步，他们付出了最大的成本，但没有人看到。十年之后，我拍《三峡好人》，三峡蓄水了，古城淹没了，变化也该完成了。再去想这个变化本身没有意义，再去讨论三峡没有意义，它已经在那里了，永远不会复原。应该更务实一点，一切都完成了，应该有新的决定了。”

韩三明说：以后想起十元钱上的风景，就想起你们。

夔门奇景不再有，白帝彩云何处寻。三峡，终究尘埃落定。

中国，是不是也该尘埃落定了。

想起《世界》结尾的一句话：

我们是不是死了？

不，我们才刚刚开始。

懂了，就不寂寞了——不得不说的《夜宴》

兔佛 — Tue, 03 Oct 2006 14:36:08 +0000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越人歌

一首爱慕的歌，青女为她面前的王子唱，王子为他心里的婉儿唱。这个婉儿，先是成了他的母后，继而成了他的舅母。

一首寂寞的歌，可以唱给谁听，谁又能懂？王子对婉儿说，一个人不会懂另一个人，懂了，就不寂寞了。

王子不懂婉儿，他不懂自己心爱的这个娇媚少女，为什么成了父王的女人，为什么又甘愿嫁了杀死父王的叔叔。

青女不懂王子，她以为天天夜夜地爱着他，为他唱起那支哀伤的越人歌，王子就可以不寂寞。

婉儿不懂叔叔，她不懂一个阴狠的帝王，为什么还要饮下已经败露的毒酒，跌倒在自己面前。

青女死在王子的怀里。王子死在射向婉儿的毒刀下。而叔叔喝下婉后敬的毒酒，只说了一句话：你敬的酒，我怎么能不喝？

婉儿最后死了，人们说她死于欲望，但谁又知道，她其实死于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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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宴》是冯小刚的一个野心。野心太大了，就会驾驭不了，就像婉儿。

夜宴在香港开席的日子，我天天唠叨，要去看要去看。不因为这是大片，而因为这是冯小刚的大片。从《十面埋伏》到《无极》，我像每一个中国影迷一样对国产大片无比失望，并且，在那些华丽的画面和庞大的声势里，我一厢情愿地把这种失望归因为导演的态度问题。我以为，只要不把商业片的观众当作白痴糊弄，中国没有道理拍不出好看的大片。于是我万分期待着以草根情怀著称的“商业电影”导演冯小刚。

当夜宴散场，观众三三两两地离开，我坐在座位上听和电影气氛极不协调的海豚音，一直到最后一个莫名其妙的音节消失，才明白也许我还是高估了我们的导演。

我看到冯小刚使出吃奶的力气用心地讲故事，所以有几场戏相当精彩，比如殿堂之上，婉儿完成从皇太后到皇后的身份转变那场戏；比如章子怡和葛优短兵相接的好几场戏分。我也看到冯小刚歇斯底里地为这部大制作渲染气氛。隆重得让人屏住呼吸的场景，华丽精致到极点的服装，冲击力强烈的暴力镜头，还有充满中国式古典悲剧情怀的舞蹈。

冯导，挺认真的－－同学看完夜宴半天，冲我挤出这句话。但是认真，并不代表他就真的能驾驭。看完《夜宴》，我才明白，大片导演的问题，不是态度，还是实力。

冯小刚精心设计了每一个庞大的故事和场景，但组合到一起的时候，它们失控了。

导演过分突出了主角，观众于是看到一个单纯得呆板的周迅，一个莫名其妙的黄晓明，一个毫不出彩的老戏骨马精武，一个稍显迟钝的吴彦祖，所有的笔墨被堆到章子怡和葛优的身上，结果他们的缺点被放大了。

导演过分强调场面，却没有注意协调。于是画面上充斥着血肉横飞的暴力镜头，群殴、酷刑、自杀，但除了暴力，观众感受不到别的情绪，大部分打斗场面对戏剧情节的发展毫无促进，而且严重破坏了故事背后情绪的连贯性。为什么一定要用牵强的动作场面来表现暴力？如果没有更好的创意，一句话的狠毒足以超过十分钟的血腥镜头。如果只是为了砸银子让观众看到视觉冲击，那砸错地方付出的代价就是，观众的情绪被打断了。如果让观众在看戏的时候感觉到别扭，或者干脆被抛离出戏剧氛围，情绪被断开，那这一点，对任何一部电影，已经是致命的硬伤了。

陈凯歌在这一点上完全失败。冯小刚鞠躬尽瘁，但仍然没有做到最基本的连贯，这一次，真的是实力有限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实力问题毕竟好过态度问题。换一个角度，我们也许低估了商业大片的难度。导演文艺片可以像创作艺术品一样依靠思想和灵感，但导演一部商业大片就像驾驭一个商业企业，不仅要面面俱到还要不露痕迹。中国的艺术家已经有不少国际知名，但是民营企业家努力了十几年依然在全球化的冲击里步履蹒跚，这样比较的话，对商业大片的导演们，骂归骂，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宽容一点。

《我和爸爸》

兔佛 — Tue, 30 May 2006 10:48:57 +0000

继续闷骚。没有别的选择，目前在写的议题，没有一个是能放到blog上来的，顺便的，今天老爸给想了个不错的笔名，嘿嘿。

前两天在新家看那部觊觎很久的《我和爸爸》，徐静蕾的导演处女作。觊觎的理由很简单，不因为徐静蕾，而是因为电影的名字。漫画里有人玩世不恭地说：我一个人不孤单，想一个人才孤单。真理来的。就像我现在的状态，很长时间了，想家。

五一的时候偷偷回家，居然跟老爸老妈玩了把浪漫。看着熟悉的家门口，妈妈穿着鹅黄色外套笑弯了眼睛，爸爸惊讶得故作生气，那种温暖的感觉竟然是很久很久都没有过的。离开的前晚，钻在被窝里捧着电话稀里哗啦，他们安慰我，说没事的，在外面辛苦的人谁都会想家的。

可是我不辛苦，我学习虽然不咋地，也顺利地找到了工作，同学和同事都很友好。这个城市的节奏虽然繁忙，但毕竟熟悉了，混杂在空调冷气和汽车尾气里的茶餐厅的香味，和街市上脏兮兮的电灯泡，拎着布袋捡便宜的老太太们，偶尔也能让人有些家的幻觉。

其实我只是想爸爸、妈妈。就像谈恋爱的时候想男朋友那样想。也许有这样能跟你谈心，听你胡扯，把你的博客设为主页每天去看，听你发牢骚说两声“我靠”也不会批评你讲粗口，看电视的时候和你一起对着某自以为是的主持评头论足的爸爸妈妈，真是三生有幸吧。也许越是长大，越开始用不一样的身份和心态去和爸爸妈妈相处，才越懂他们，越懂这个家。

记得以前看欧姐姐写她家的文章，感动得一塌糊涂。亲情这个东西，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对我而言，一直以来，都是淡淡的，像茶一样，时间越长，味道越香醇。爸爸妈妈很少当面说些甜蜜的话，有记忆以来家里最温馨的场景都是和爸爸的恶心笑话联系起来的，要是谁讲了点肉麻的话，爸爸的恶心笑话就会立刻登场，把那些酸溜溜的味道瞬间冲走，但是很奇怪，甜的感觉一直都在。

前两天在新家装书架，像模像样地买了铁锤、螺丝刀，恶狠狠地对一堆木板丁丁当当。途中得意洋洋打电话给爸爸：老爸我在自己装书架呢，嘿嘿厉害吧？没想到爸爸却生气了：男生呢？男生都哪里去了？这是女孩子该干的事吗？！我握着电话笑了，突然觉得特别幸福。

从小到大，其实爸爸对我的要求都是无性别的：要勇敢啊，要坚强啊，要努力啊，要独立一点啊，出门在外不要心不在焉的，不要去乱七八糟的地方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爸爸眼里，我开始变成了“女孩子”的呢？记得也就是一年之前，我发短信跟老爸说有人夸我有女人味儿了。爸爸闪电般的短信回复让我瞬间灰头土脸：“哦，是吗？你几天没洗澡了？”

可是现在，爸爸的语气突然让我觉得，我真的长大了，不再是那个惯于接受批评，接受教育的，没有性别的小孩儿了。这感觉，真窝心。

我小的时候似乎没有叛逆过。大学时曾经因这耿耿于怀了很久。青春期躁动不安怀疑一切的愤青样子在我身上一点没留下痕迹。但是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写给中学生看的那些个青春文学作品，统统都在说爸爸妈妈不理解我们，我们要自由他们不给，他们只关心成绩，禁止朋友之间的交往、谈心……小时候我曾试图对号入座，妄图孤芳自赏地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压迫之下年轻的孤独的心，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我发现爸爸妈妈懂我，他们比谁都懂他们的女儿，他们比谁都给她自由。

老爸，恶心笑话登场吧，我好像已经写得很肉麻了……

扯回正题，我很喜欢叶大鹰演的爸爸，他摸着大光头一脸坏笑地说：爸爸再混帐，他也是爸爸。眼睛里却是亮闪闪的快乐和关心。这个爸爸并不怎么负责任，女儿小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十几年后，妻子出了车祸，才又出现在女儿面前。没过几年，又因为开酒吧教唆卖淫被判了三年刑。女儿在颠沛流离的生活里，也最终长大了，而且出落得亭亭玉立。这个爸爸天天给女儿做饭做菜。这个爸爸逢人就夸，我女儿，漂亮吧。这个爸爸在酒吧喝着喝着酒就开始傻笑，叫着女儿的名字。这个爸爸坏，但是又那么好。

徐静蕾导得不错，演的不行，演的女儿让我挺失望的。从高中学生到大学毕业，到为人妻为人母，中间的跨度理应很大，但她的表演似乎过于平淡了。也许是她的理解，也许是导演演员的双重身份让她把握不好，但是这角色，在片中绝对是大败笔。

恩，闷骚暂告一段落，继续我的敏感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