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弹真实
最近一段时间，总是有打开博客无话可说，或者无从去说的尴尬。
我的工作，每天就是和文字打交道，各种各样的手写体、繁体字、错别字，还有各种各样，需要从我脑袋里挤出来的语言。但是文字不总是优美的，新闻政论尤是如此。事实的意义大于任何形式，思想的力量可以傲视一切词藻。当文字是用来表述复杂的政治现状、思想解读、文化领悟，它的作用，似乎就仅限于一个精确的载体。
我一度很喜欢这个状态。
因为这个状态接近于我理想里的纯净和深刻。没有虚华的东西，无限逼近真实。
我猜这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好状态。
不过在脑袋里仍有那么点儿“修正主义”小火苗的时候，在打开博客想要闷骚一番的时候，在自以为得意的美好词汇被编辑刷刷砍掉的时候，心里的彷徨仍然嗞嗞生长。本能地捍卫自己的稿子时，我才意识到，对一个写作者，自己笔下的每一个字，也许都有别人不能完全理解到的内涵。文字的文学功能，是我没法舍弃的，尤其这个时候，文字其实是自由的，借助我的力量表达它自己。
但当这些幽默的、优美的、忧伤的文学词语从笔下流出，映照出的往往又是自己最大的虚荣和尴尬：它们传达的，真的是它们原本要表达的东西吗？平淡的故事，为什么会在书写出来的那一刻，变成戏剧，或者半推半就的谦卑？回头看看自己记录的那些人和事，洋溢着小说式的美好或者悲伤，似乎生活在进入记忆的同时，已然经过文学化的工序。
实在不应该怪罪文字，文如其人。何况真实，本身也是个诡异的词语。追求真相的新闻，每一天，都在一个“吸引眼球”的标题，和一个“逼近真实”的陈述中间挣扎着平衡。更不用说被各个当权者随意强奸的历史。而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真实和虚构的差别又有多大？还是生活只是在潜意识里，不断地把真实虚构化，再把虚构变成真实？
Anyway，写到这里，我已经晕了。前两天还在和室友们讨论，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变量，变量的人在记录变量的人的生活和历史，还想从中探讨出个定量的“真实”来，即便抛开表达的扭曲，单是从认知上，怕也是不可能的吧。
2006年12月13日 6 张纸条儿了已经
谁是你的祖国？
龙ying台在哈佛大学又点了一炮。
十二月六日，应台女士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用英语发表了一场演讲，题目是：“被孤立、被包围、被边缘化却又极端重要的台湾——台湾民zhu实验对华文世界的影响”。
演讲中，龙强调民zhu化的台湾对于全球华人社会的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追溯台湾五十年来追求民zhu的进程，以及历时三十五年之久的国际孤立对台湾社会造成的伤害。她从文化角度强调华人社会的第一个民zhu实验田的宝贵，呼吁国际社会应该正视台湾多年来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遭遇的孤立待遇。
优雅的台风、温和却尖锐的批判、精准的语言，和完美的英文发声，龙式风格在哈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而最为众多媒体称道的，是锋芒毕现的问答环节。
听过龙讲座的人都知道，她从来都称台湾为“国家”，并且会在发言之前说明立场，请听众包涵。
大陆学人提出了现场第一个问题：应台女士是否还承认“中国”为“祖国”？
这种尖锐的问题，印象中，凡是台湾人主讲的讲座，有大陆听众的，都是免不了的。
以前在中大听过好几场，无论讲什么主题，文化音乐舞蹈宗教，和政治再八竿子打不着的，现场提问，一定有“爱国青年”一头热血地问演讲者，怎么看两国论。台湾教授往往面露尴尬，然后谨慎地表达自己是“统派”，支持一个中国，血脉相连之类的。然后全场一定掌声雷动，群情激昂。
即使是在香港、新加坡、海外，有华人的地方，这样的场景都是免不了的。
同事一度很疑惑，都到哈佛了，受自由主义影响那么深远的高级知识分子，怎么仍然像愤青一样在这个“政治正确”的问题上纠缠不休？真正于统一又有什么意义？
其实在大陆生活的人都明白，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台湾和统一都是绕不开的情结，文化、商业都超越不了，一切的对话都要在这个“统一”，至少是“拥护统一”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就没得谈。
所以为什么张惠妹被坚决抵制，林志玲被网民围攻，美丽的嗓音或者胸部，都跳跃不过政治的鸿沟。
所以现在台湾人学聪明了，想和大陆做生意的，想在大陆发展粉丝的，都学会了一个词，叫“Greater China”——“大中华”。不说中国或者台湾，我们统称“华人”。
但同样的问题，龙没有回避。
龙说：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复杂。“文化中国是我的祖国（motherland），但是目前这种政权所统治的中国绝对不是我的祖国”。因为一个不尊重她所珍视的核心价值的国家，她不能接受为“祖国”。
真理、价值，超越了行政意义的国家，文化、传统，从政治里独立。其言犀利，闻者汗颜。
且不谈大陆和台湾这对暧昧了五十多年的痴男怨女，“谁是你的祖国？”单这一个问题，恐怕就值得痛苦地反思。
说痛苦，是因为小学第一天的课堂上，我们就大声念这几句话：“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中国共产党，我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爱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句话融合成每个中国人心里的“爱国”烙印。至于这个“国”，是祖国，是国家，是政府，还是党，似乎也没人去深究了。
说反思，是因为深究实在必不可少。中国不等于中国政府，更不等于哪一个党派。我爱google，但并不爱google的总裁，他若经营不良管理不善，是要被股东炒鱿鱼的。反过来，打着“爱国”的旗号反对不同政见者，本身就是对祖国最不负责任的伤害。
对每一个主流教育中成长的小孩，政治的影响几乎无孔不入，且无声无息。我们早已习惯了把政府和国家捆绑在一起，质疑哪一个，都是对“中国”的大不敬。于是我们读不到唯一一个获颁诺贝尔奖的华人作品；于是我们看不见海峡对岸那么多美丽的文字；于是野火集之后，我们再也听不到龙应台；甚至网上有人说句，喜欢日本小说，都要被拉出来冠以“不爱国”的罪名。
政治是狭隘的，文化是宽广的。政治是利益集团的，文化是全人类的。
可惜，总有人懵懂地选择前者，还理直气壮。
2006年12月8日 4 张纸条儿了已经
人生若只如初见（转自小号鲨鱼）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西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夜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儿，比翼连枝当日愿。
纳兰词长于情也深于情，短处是有的时候过于直抒胸臆，显得浅了，反而没有多少余味。比如这一阙，就有点这个毛病。但有了第一句话，整个的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
人生若只如初见。这一句，实在是令人哑然。小时候看红楼，从不愿意去碰后40回。不是瞧不起高鹗，而是没办法接受：怎么那么好好儿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变作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后来读书，看到一句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所有的名字所有的故事，都是写在水上的。那些波澜和涟漪，在当时看来是惊心动魄，而长江滚滚，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流过，终无迹。
碧血剑在金庸的书里不是最出色的，甚至可以说是平庸的。但间接写到的那一段历史，却与甲申三百年祭不谋而合。最不能忘的情节，居然是李岩从容自尽前吟唱的那首歌：早早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当时的心境又如何？是否想起了初见时君臣相得的礼遇和挣一个太平天下的夙愿？漆黑一片的世界里，有喑哑的胡琴声响起：神机妙算刘伯文，料不到，大明天子坐龙庭，文武百官命归阴。昨日的一缕英魂，今日的万里长城……
想起了另一首词，文征明写的：“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这个“飞”指的便是岳飞。他是看到当初高宗给岳飞的手谕，亲切温和，推心置腹，如对家人，因而有感而发。悲剧往往都是这样没有征兆的开始，而种子已深埋在初见的那一刻。隆中初见，羽扇纶巾，笑谈中三分天下；再见时已是白帝托孤，六出祁山，壮志未酬身先死。西厢初见，风流不用千金买，月影花移玉人来；再见时却是弃掷今何在，悔教夫婿觅封侯。梁山初见，天罡地煞席卷天下，那一派豪侠风光令人血脉偾张；及至再见，听潮而圆，遇信而寂，寥儿洼招魂幡动，依稀鬼哭。金屋初见，千娇百媚，永世相守，而色衰爱驰之日，终于千金难买长门赋；华清池中温泉水滑，长生殿里夜半私语，又有谁会料到结局是马隗坡前数丈白绫、一抔黄土？
年少的意气风发，最初的感动和梦想，在时间的浸润下渐渐磨灭；一见如故的亲切，山盟海誓的诺言，只剩下一个依稀的背影。朋友是用来出卖的，情感是用来遗忘的，美丽是用来摧毁的，忠诚是用来背叛的……金甲的战神披着天边的彩霞在故事中定格成永恒的记忆，猜得中绚烂的开头，又有谁见到了那早已注定的结尾？
初见，惊艳。蓦然回首，曾经沧海，早已是、换了人间。
2006年11月29日 7 张纸条儿了已经
贾樟柯：最重要的不是历史，是人
煤矿工人韩三明从山西来到三峡，寻找他十六年未见的前妻。当摩托车司机带他来到「四川奉节县青石路五号」的时候，两人面前只有茫茫江水。司机指着水中间一片长草的小坡，说，喏，就是那里。外地的韩三明一脸迷茫，本地的司机却露出习惯性的嘲讽：你没看新闻啊，三峡工程，都淹了。
这是贾樟柯在威尼斯赢回「金狮奖」的电影《三峡好人》。用导演自己的话说，这片子吸引西方观众和导演的，并不是三峡工程的背景，而是三峡的人。即使两千年的古城两个小时就被拆毁，但城墙倒塌的回声，仍然迅速淹没在每个居民平淡的新生活里。镜头前的每个百姓都有看来比生活巨变更重要的个人选择。
有批评认为电影淡化了三峡工程的影响。贾樟柯自己这样解释：「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中的人。拿奖的时候我真的很激动，因为我银幕上那些人受到尊敬了。他们是最重要的，他们的爱情、命运、选择是最重要的，但在中国，这些人们都被遮蔽掉了。」
亚洲首映礼上的贾樟柯，简单的黑T恤，匡威鞋，打招呼时候一团和气，笑容温和得好像绵羊。而一旦进入谈话，言语之间的坚定和自信，却让人对这个年轻导演，不得不肃然起敬。就像国外导演评价的，在他身上，也许真的能看到中国电影未来的希望。
问：以三峡工程为背景的电影，一九九六年曾经有一部章明导演拍的《巫山云雨》，十年过去了，你们拍摄的三峡，变化在哪里？
答：《巫山云雨》到《三峡好人》，是两个历史阶段。《三峡好人》时候的三峡工程，已经结束。整个中国从七八十年代以来，改革的大的变革格局也已经基本固定了。拍电影十年，我一直在拍一个变化中的中国，这个变化中有很多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到现在的《三峡好人》，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应该务实的时代。这个务实就是说，变革所带来的资源的重新分配、利益的消耗已经趋于完成，就像这个工程一样，留下的只有过去巨变的蛛丝马迹，你可以感觉到变化里面每个人被社会影响的程度，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或许这个完成，已经接近结束。
问：人们常常评价你的电影是小众电影，你自己怎幺看？
答：我一直承认我的电影在观受面上有局限，它不是娱乐类型，我也不期待能有一亿的票房，但它会有一个固定的观众群。比如《世界》，在中国票房只有一百五十万，但正版DVD有三十万张的销量，海外市场单是北美就有四五百万美元的收入，要看总收益，我的电影在中国肯定排前五位。而且我觉得，电影的文化作用不在于能被多少人数来左右。八十年代，《黄土地》全国只卖出一个拷贝，但它日后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那时候上海还有一部电影叫《喜盈门》，两毛钱的票，全国票房一亿多，你说它有多少人看？但是时过境迁，就没有什幺价值存留了。
问：你的电影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命运，他们其实是中国的最大众，但是片子放出来，却成了小众电影，这本身不矛盾吗？
答：不矛盾。你知道为什么吗？从今天中国观众看电影的情况来看，电影已经不是一个大众艺术了。本来电影消费应该是无意识消费，就像我买瓶矿泉水，我渴了我就买了。但是现在看电影价钱不同啊，在北京，一家三口，再加小孩儿吃点东西，就好象看歌剧一样了。票价让这个艺术已经不是很大众化了。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众在哪？中国最多的大众在哪儿？在城市之外，在小城市，在县城，在农村。但那里根本没有银幕。比如说我老家的那个县城，本来有三家电影院，现在一家变成证券市场，一家是超市，一家卖家具。不是电影无法跟大众接触，而是这个管道被切断了。再回头看看现在银幕上都是哪些人呢？中国每年生产一两百部电影，表现城市之外的普通百姓的太少太少了。说起来有些世态炎凉，今天我们走在城市里，北京上海广州，随便一个，你问问多少人跟县城、跟农民有关系？五分之三的人。大家的背景是县城，但转身，就没有人再去关心那个地区生存的人，我觉得这是非常不人道的。反过来我到有些轻视所谓城市感受，城市生活，我觉得大家既然都有农业背景，就不要装了。
问：但看你电影的时候，仍然有人说你的观点太「个人化」了。
答：其实我觉得那不是「个人化」，而是自我意识。当你作为发言者，要很真实地表达自己真心的体验，这种自我意识是艺术最珍贵的地方，也正是中国艺术里面最缺乏的。我们文化里有很糟糕的部分，不把个人当回事儿。比如我上次听报道，说这次矿难才死了两个人，这种说法太让人震惊了，才死了两个人？要死多少才够？人的事都是大事，每个个人的爱情、命运都很重要。为什幺很多年后，我们看沈从文或者张爱玲，仍然这幺热爱？因为不管在一个怎样的时代里，他们都是从私人的、个人的角度进入讲述，这是非常珍贵的。现在很多年轻导演是努力在把这样一种语感带回到我们的文化里面。但是观众可能不熟悉，因为观众已经习惯了和主流思潮一致的语态，所谓「宏大叙事」。 中国观众看完电影习惯问一句，这电影说了什幺。这种归纳中心思想的训练我们从小就在进行，但其实这样对作品的单一归纳，有悖于艺术多元性的表达。观众的习惯，还需要时间慢慢改变。
问：你参加过很多国际影展，在国外的观众能理解你诠释的中国形象吗？
答：威尼斯影展一结束，《三峡好人》我们就卖了三十多个国家，为什么卖这幺好？其实背后的三峡工程并不重要，没有人会花钱只为了看看那个国家究竟怎幺样，吸引观众的一定是电影里的情感、人性，这些是共通的。《三峡好人》讲了一个离婚的故事，一个复婚的故事，两个普通的主人公通过选择，给了生活一种自由。这些经验是人类共同的，能够产生共鸣的。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太强调东西文化的冲突了，在深层的情感上，文化是有共通的，比如生、老、病，死，比如选择。
问：《三峡好人》是你第二部公映的电影，从地下导演走到现在的地上状态，对你来说变化在哪里？创作会有影响吗？
答：关键还是我得到了应有的权力。在创作上到没有什幺影响。经常会有人跟我说，你现在不要拍这个，两年后再拍，或者你现在应该立刻拍那个，会走红，但我不喜欢这个状态。我今天心里有念头要拍这个电影，干嘛要等到两年后。当然电影会有它生不逢时的时候，但是那又何妨呢？就像人不能选择它的出生，我知道现在是文革了，我不出生啊，我等结束了才出生，哈哈，那不可能。该出生就出生，那是他的命运。电影拍出来，叫好也罢，和市场有距离也罢，那也是它的命运，顺其自然。导演真的不要有太多算计，纯洁一点，天真一点。
问：这样的天真会不会带来一些困难，现实上的？
答：会有困难，现实上的。一方面是自己的，我有很多题材是艺术和商业结合得非常完美的，但现在就是不想拍，现实给我的呼唤很强，总是把计划放在后头。外来的阻力就更大了，我九九年被电影总局禁拍，零三年才解禁，四年。
问：禁拍是什幺状态，真的不能拍吗？
答：可以拍，但是不能放。就算拍，状态也不会好。你知道拍电影是一个需要调动许多资源的工作，比如说我要拍这条街，我可能要封这条街，就要跟派出所和交通部门打招呼。他们问你是哪个制片厂的，你的拍摄令呢？……你是非法拍摄啊，所以很多事情都做不了，那段时间真的很痛苦。
问：那怎幺办呢？没法拍想拍的题材的时候怎幺解决呢？
答：我觉得还是想拍就拍……（笑）。大环境的改变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它很不正常，太不正常了。像今天文学和绘画基本上还能做到表达自由，但是电影很严格，甚至很多电视剧要是换成电影都根本不能拍，一定通不过。比如我看过一个电视剧写一个煤矿工人，下岗多年，发不出工资，好不容易过年发钱了，又给抢了。呵呵，这样的题材要换成电影，没人让你拍。而且中国电影没有分级制度，只有青少年保护法，暴力和色情都不让拍。但如果换一个美学的角度来理解，电影作为一个大众媒介，最重要的支柱就是「暴力」和「色情」，如果没有分级制度，电影的空间太小了。
问：但是在公演的电影里，有些也能看到暴力和色情啊。（记者脑中浮现夜宴…… ）
答：问题就是这里，什幺是色情，什幺是暴力，我们没有标准啊。有些电影不脱衣服也可以拍得很色情，我就能拍（笑）。色情不色情，最后还是领导说了算。现在中国在建立电影工业的体系，所有的政绩就是票房。所以商业电影受到天然的帮助，比如张艺谋的电影，中央电视台从一套到十二套都在宣传，《英雄》公映的时候，好莱坞电影一个月不让放……呵呵，我《世界》可做不到。
问：这次你选择了香港做亚洲的首映，讲讲你对香港的印象吧。
答：我前阵子去了好几个香港的大学演讲。我一直鼓励香港的学生，你们一定要树立香港自己的文化自信。在大陆长大的人，无形中会有一种概念，所谓地大物博嘛，就说我们是华语文化的主体，这是根深蒂固的概念。但我自己跟香港、台湾、新加坡、东南亚有了长时间的接触之后，我真觉得没有哪个是主体，大家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华语文化的概念。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四九年之后，在中国大陆是断的，但它还在香港、台湾延续下来。比如王家卫导演，大陆没有一个导演可以拍《花样年华》，因为那是四九年以前中国流行文化的延续，电影里的生活都是四九年前的流行生活。还有像中国的老电影《马路天使》，对人情世故、世俗生活、家长里短，那样熟练的描写，四九年之后就看不到了。我们突然变成一个单位、一个集体，家庭邻里的东西，啪，一下子断了。但是在香港还有，像尔东升的《新不了情》。我在油麻地散步，看到很多繁体字的招牌，那种亲近感真是血液里的。
2006年11月23日 3 张纸条儿了已经
梦·想家
阿傻的星期三，睁眼就是一梦。
在盖满梧桐树荫的小街上，拥有一间三层小楼的铺子：
一楼是咖啡馆，墙壁上画满行走过的手绘地图，曾经相遇过好人们、爱人们的地方，都用自己才知道的符号标注出来；有个书架，放不公开发行的刊物和纪念册；吧台里挂着几十支试管，每个管子里都是一种叫不出名字的咖啡豆，桌上有奇形怪状的咖啡壶，圆的方的扁的鼓的，在酒精灯的昏黄光芒里，大师傅拈着试管念念有词，像是在炮制不老仙丹。
咖啡馆旁边有个小间是干净的花廊，田园风格的装饰。花瓶都是厚厚的透明玻璃，或者银白的铁皮，卖向日葵，雏菊，星星点点的草花，还有各种各样的绿色植物和朴素的纸包花。阿姨穿着格子围裙穿梭其间，脚边是跑来跑去喵呜乱叫的花猫。
二楼是书店，从窄窄的楼梯走上去，铺天盖地的书。一面墙是窗户，宽厚的窗台上放盆米兰，放个音箱，有听不懂语言的音乐。窗台下面的墙上钉一溜软靠背，地上一溜软垫儿，看累了，坐坐，白天有阳光洒下来，晚上有星星和灯光。
三层是个阁楼，主人的地盘。斜斜的房顶这边是床，那边是书桌，床和书桌都要很大。简单的色调，有一块毛绒绒的地毯，一把漂亮的椅子。屋顶上有个田字格的窗户，偶尔有大鸟在那里敲门。
带着大眼镜的师傅从咖啡试管里抬起头来一笑，是爸爸。
格子围裙的阿姨抱着猫咪看花，是妈妈。
书店里的音乐不时被下一首曲子打断，CD旁边手里拿着四五张碟急不可耐等着换的，是我。
在楼梯间勤奋地穿梭上下，书架前满头大汗摆书的，是老爸老妈未来的贤婿……
哈哈。应霁有本书叫《梦想·家》，换个组合，倒是符合我这白日大梦。淌着口水想想，觉得枯萎的心就好了大半。连小铺子的logo都想好了：Coffee·Book·Flower，CBF，画个圈圈，写花体~~吉祥物就用李小熊的肖像好了，哈哈……
想起今年高考作文的一个搞笑段子：我想买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006年11月15日 13 张纸条儿了已经
尘埃落定
山西来的韩三明站在三峡即将拆迁的小县城，茫然四顾，头顶一缕黄发的摩的小青年拦住他。
“去哪里？”
“喏，这里。”
“奉节县青石路5号？”
“对。”
“五块钱。”
“三块钱吧？”
“这里都是五块钱。”
“好，走。”
……
摩的在茫茫江水边停下了。
“到了。”小青年吆喝一声。
韩三明下车，看着脚下的山和眼前的水，愣了一会儿。
“哪个是么？”
“喏，前面，那个有草的坡坡。”
韩三明望过去，一片辽阔的江水中央，一块几米见方的小土坡。
“咋地没了么？”
“三峡工程，你没看新闻啊，整个县城都淹了。”小青年说得兴奋，“我家，就在那里——”他指着水中间一根凸出的铁杆。
“那人呢？”
“都散了，搬走了么。”
“搬去哪里了？”
“哪里都有，广东，辽宁，哪里都有。”……
这是贾樟柯导演的新作《三峡好人》，英文名叫Silent Life。一个煤矿工人韩三明从汾阳来到奉节，寻找他十六年未见的前妻。两人在长江边相会，彼此相望，决定重婚。一个女护士沈虹从太原来到奉节，寻找她两年未归的丈夫，他们在三峡大坝前相拥相抱，一只舞后黯然分手，决定离婚。导演在影片介绍的最后说：“老县城已经淹没，新县城还未建好，一些该拿起的要拿起，一些该放下的要放下。”
导演专注的镜头对准了每一个在三峡来来往往的普通人，工人、混混、妓女、船工、孩子，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负担着巨大变化，然而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变化中自娱自乐，正常生活着。
来来往往的船只上是大声打牌、叫骂、调笑的男男女女，身旁安静的包裹才流露出一点漂泊的痕迹；
残破的工地上是县城男孩津津有味吼着的《老鼠爱大米》和《两只蝴蝶》，节奏分毫不差，连颤音和尾音都模仿得唯妙唯肖；
一息尚存的砖房里，小混混学周润发学得如痴如醉，烟要用报纸点着抽，讲话要微举手距离眼睛一米，坏笑，喊“大哥罩着你！”
一块两毛钱一天的客栈里，阿姨面无表情地走进来：“要小姐么？……少妇？”对面只剩一面墙的危楼上，四个女人鱼贯而出，站成一线，朴素的穿着，夸张的姿势。
砸墙的活是一天五十块，男人都在干。
打群架也是一天五十块，小青年蜂拥而去。有些人流着血回来了，也有些没回来。
贾樟柯镜头的真实让我几乎难以承受，不是残酷，那只是我们每天都在过的生活，裸露背脊上的苍蝇，听得见钝响的拳脚，它平凡得甚至丑陋。没有伟大的牺牲，没有壮烈的奉献，没有戏剧化的英雄，没有矫情的眼泪，只有淡漠的表情，和很俗的笑。感觉像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从镜子里，看到自己久违的老脸。这张不施粉黛的脸，连我们自己都忘了如何面对，贾樟柯却给了他英雄一般的注目礼。
这是一个三峡的故事。和宏大叙事里的伤春悲秋不同，县城里的每一个人，波澜不惊地适应着变化，生活仍然继续，仍然精彩。
这也是一个完结的故事。三峡蓄水，什么都变了，什么也都该结束了。
两千年的古城只用了两年拆掉也好，水下埋着多少祖祖辈辈男耕女织的痕迹也好，今天的江面，已经平静得看不出一丝痕迹。
最后的地界上，爆炸、坍塌仍在继续也好，乡里乡亲恩怨热闹不肯罢休也好，墙上赫然画着的156米淹没水位，高高悬挂在每个人头顶，已经无从逃避。
举家迁移也好，妻离子散也罢，三峡的男人喝完手里的酒，跟着三明，去了遥远的地方那每年死十几个人的煤矿。三峡的女人去广东，“总要有个决定。”
“决定”，是贾樟柯无论戏里戏外都在不停强调的词。
“我拍电影十年，一直在拍这个巨烈变化中的社会小人物的生活、状态，社会物质的巨大进步，他们付出了最大的成本，但没有人看到。十年之后，我拍《三峡好人》，三峡蓄水了，古城淹没了，变化也该完成了。再去想这个变化本身没有意义，再去讨论三峡没有意义，它已经在那里了，永远不会复原。应该更务实一点，一切都完成了，应该有新的决定了。”
韩三明说：以后想起十元钱上的风景，就想起你们。
夔门奇景不再有，白帝彩云何处寻。三峡，终究尘埃落定。
中国，是不是也该尘埃落定了。
想起《世界》结尾的一句话：
我们是不是死了？
不，我们才刚刚开始。
2006年11月11日 8 张纸条儿了已经
让我在白发还没苍苍时流浪
筠子 《春分》
词：高晓松 曲：朴树
谁听见海里面 四季怎样变迁
谁又能掀起那页诗篇
谁能唱 谁能让怀念停在那一天永不改变
像是一根线 拽住风筝那头的童年
谁哭了 谁笑了 谁忽然回来了
谁让所有的钟表停了
让我唱 让我忘
让我在白发还没苍苍时流浪
我是一根线 串起一段一段的流年
来啊 来看那春天 它只有一次啊
而秋天是假的 生活多遥远啊
你不要 不要脱下冬的衣裳
你可知 春天如此短 它一去就不再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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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陌生人的Blog上看到一个签名档：“找一个人说话，找一条路回家。”不行了。。。
2006年10月17日 3 张纸条儿了已经
老兵（一）
发生在中缅边境的滇西战争，也许是抗战历史上，排名数一数二的惨烈战争。
于是采访那个年代的老兵，成了极困难的事。六十年过去了，惨烈战争后幸存至今的老兵，已经真是寥寥可数。同时因此，对他们的采访更为沉重，和艰难。
在通向广州的列车上，我千百遍地阅读抗战书籍，千百遍地想象我可能遇到的悲惨叙述，千百遍地想象遥远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没有闻到过的战场上的血腥气味。而真正见到梁振奋老人，近九十岁高龄的老人谈起那场战争时的眉飞色舞，和谈起那些我没有想象到的苦难时的悲伤，我才又一次发觉，历史可以被歪曲成什么样子，而我们又可以堂而皇之地愚昧成什么样子。
1942年，梁老是广州一个普通的十八岁的学生，学习机械化，当年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一军（即后来孙立仁将军领导的新一军）招收抗日学生兵，自称是“愤青”的梁老义无反顾报了名。自此跟从孙立仁麾下，在大西南征战三年，直至日军投降。后新一军被“调回”东北，名义是收复日军退出后的沦陷区，实际是国共内战的打响。全不知情的士兵们欢欢喜喜上了东北，却发现不是收复，而是自相残杀，梁老也在其内。军令如山倒，学生兵的他们于是在东北继续战斗，直至1948年10月，国民党投降。
也许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国民党的老兵”，解放之后，会有什么境遇。但也许没有人能真的明白他们的心情。
梁老讲了三个小时，这里不多说，只写一段，采访结束时，梁老说的：
“1942年到1948年，我追随孙立仁将军七年。参加内战是我一生唯一的一点遗憾，和痛苦。但是跟随孙立仁将军打鬼子是我人生最辉煌的时候。这一生的经历，我不后悔，我不后悔。我对得起民族。我要把我的经历告诉后人，政党之间怎么争，与我无关。不管是哪一党，哪一派，这段历史，都是绝对不应该遗忘的。历史，应该有公正的一天。”
抗日战争过去六十年了，如果我们的国家到现在还不能为当年战场上百万的战士追魂、正名，如果我们的国家到现在还让这些幸存的英雄，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从没有一分钱抚恤金地苟活在最贫穷的农村，我们，真的，有什么资格去骂日本参拜靖国神社？
这些当年亲手打败了鬼子的英雄，今天爬在最底层的中国，面对日本神坛里鬼子的冷笑的时候——那个最响亮的耳光，狠狠打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脸上。
2006年10月16日 4 张纸条儿了已经
流浪歌手·桂花·书架·街心公园
星期三的博客总是要记一些流水，最适合加班。题目是最近这些日子发生在我身边一些美好的事情，记下来，提醒自己别忘了。
不过这个星期三的博客，还是很不幸地记到了星期四。。。。
* 流浪歌手
两周以前的周六晚上，在深圳街头闲逛，在地铁站口遇到一个流浪歌手。和街头常见的他们一样，他长得很普通，背一把破破烂烂的吉他，器材倒是挺专业，面前竖着个麦克风，身旁还有个大音箱。沙哑的"披着羊皮的狼"从破音箱里吼出来，很有点恶俗版信天游的味道。和街头常见的他们不一样的是，小伙子挺开朗，笑眯眯地把吉他包打开放在地上，里面扔了些硬币，上面贴个纸条：“免费点歌”，还贴了一长串的点歌曲目。唱完一首歌，他还不忘跟“观众”聊上两句，热热场。观众真不少，五米开外已经关门的银行台阶上，竟然陆续坐了一排“观众”，很多是年轻情侣。旁边卖桃子卖地瓜的大叔大婶也不做生意了，偏个头眯个眼就全神贯注地听着。
坦白说，小伙子唱的不怎么样，在街头常见的他们中，也就算是个平均水平。但月夜下一个还算车水马龙的路口，小小空地上，竟然聚集了面孔欢乐的这样一群歌者和听众，那神奇的氛围好像有种“场”一样，吸引得我不能走了。
于是我拣个角落，一盘腿也坐了下来。
小伙子的歌是越唱越恶俗了，两只蝴蝶都飞上来了。我环视四周，身旁一对小情侣也不听了，转而窃窃私语，几十秒后，mm突然冲了上去，歌声嘎然而止。mm和小伙子耳语几句之后，两人笑着冲“台下”的gg招手。gg走上“台”，小伙子把吉他交给他，就笑眯眯地站在一边。mm回到台阶上，gg背上吉他腼腆一笑，就冲着mm深情地开始唱：“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
台下一片掌声，旁边经过不明就里的路人瞅瞅唱歌的gg，也顺手扔下几个钱。gg冲一旁的小伙子笑笑，继续唱歌。
这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街头卖唱……
我听着那分明是在校园里才能听到的声音，看着眼前分明是在校园里才能看见的场景，而仅仅几米外，是汽车、喇叭、高楼、嘈杂的人声、甚至不是很远的地方高声叫骂的声音。心里的感动，像水一样。
总说中国人越来越焦虑，在这里分明看到连卖地瓜的大婶都笑的像花一样；总说中国人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在这个以抢劫欺骗闻名的地方，分明看到陌生人相互毫无隔阂的笑脸和交流；总说中国人没有社区文化，在这个最年轻的、最被叫做是没有根的城市，分明看到随时随地都在自发形成的“和谐”的小社区。
我庆幸这个晚上逗留在深圳的街头，我庆幸自己毫无理由地来到这个陌生的地铁站。也许这是偶然，但我真愿意相信，这是年轻的深圳的魅力，也会是我们的希望。
* 桂花
还是深圳。呵呵，也许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深圳就要代言我眼中祖国大陆的形象了。
一周以前，去深圳采访一个未果的游行。因为未果，所以采访未遂，于是顺路去了传说中的“物质生活书吧”。这里被很多人称为深圳的文化地标，尽管很多深圳人也是只闻其名不见其形。书吧是深圳电台曾经的一个主持人开的，地方果然偏，但感觉很好。落地玻璃，满屋的阳光、绿色植物，三三两两的书架和桌椅，精心而不露痕迹的设计营造了一个上好的读书空间。感觉相似于上海的汉源，虽然还逊色少许。
在窗边坐下来，准备看书。黑色裙子的mm手里拿着茶单，安静地走了过来。
……“桂花茶吧。”我眼睛一亮，心里飘过一个远方的身影。
这是第一次，我见到桂花泡的茶。晶莹剔透的壶里，层层叠叠的鹅黄色小花瓣安静躺着，略一靠近，已是芳香满怀。呷一口，极淡的清甜，却是唇齿留香，沁入心田。我手中握着小小的茶杯，心里满是欢喜。
家乡有许多桂花，农历八月的时候开放，街上到处飘着甜香的味道。初中时，好友家里园子种了几棵，每年桂花开时都要采来送我几包，我装在文具盒里，书包里，衣柜里……那些甜甜的秋天回忆，真是一直都忘不掉。后来就这样迷迷糊糊，一路南下，直到在珠海的冬天看到桂花，广州的秋天看到桃花，香港的夏天看到迎春花的时候，我才有点悲伤地发现，懵懂之间的这些年，江南的味道，已经被我大大咧咧地丢掉太多了。找也找不回来。
祝愿上海的桂花和她的小熊好，我因为想起美丽的你，选了这壶茶，也感谢你，让我又闻到童年的味道。
* 书架
yeti说书架是个魅惑的词。我怎么没想到，不然就可以给我的新书架加一条必买的理由了。：）
继“懒人沙发＋书架”的闺房梦想在四个月前被实现之后，这个梦想至今，已经迅速地扩充为“懒人沙发＋大书架”。
周末去吉之岛搬回一个新书架，和原来的并排靠墙放好，塞在房间各处的书立刻向找到组织一样，紧密团结上去。然后调动一下房间的布局，用一张亚麻地毯隔出一个阅读空间。新加入了一个大成员的房间，竟然还显得更大了！满足。。。。
* 街心公园
中秋后的第二个晚上，和wz同学在家门口高楼大厦的缝隙里发现了一个街心公园。
其实一早就发现了，从家的窗户里望下去就是，和我们隔一条马路。但四五个月后才第一次走进去，顿时发现错过了很多浪漫呐。
小时候大陆曾经有部港片很流行，《大时代》，我一直对片子里周慧敏和刘青云谈恋爱的情形念念不忘。夜晚的一个小公园，两个秋千，两人一边一个，聊天，看星星，看月亮下对方眼里闪动的光彩。
原来这样浪漫的场景，并不遥远的，就在家门前，几步而已。
楼下的公园也不大。在秋千上轻轻摇晃，仰头是明月，树影，画一样安静。远处的霓虹还在若隐若现，但几步之间，这仿佛已经是另一个世界。呵呵，香港，又多了一条让我欢喜的理由。。。
2006年10月12日 7 张纸条儿了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