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稿……

专访：纪录片China in the Red (《赤字中国》)导演Sue Williams

美国人韦苏：

她用镜头见证中国命运 

    初见Sue Williams，是早春的广州。乍暖还寒的天气里，她穿一条深蓝碎花的丝绸裙，站在繁忙的街道边，笑盈盈地告诉我们：“一九八二年是我第一次到广州，那时候走在路上，很多人会盯着我看，然后惊讶地走过来摸我的头发。”说着，她下意识地笼一下金发。

    二十多年的光阴过去，这个城市，早已懂得用更友好的方式迎接远方的客人。如今已是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美国导演Sue Williams（中文名：韦苏）应中山大学的邀请，带着自己的纪录片“China In the Red”又来到广州，在学校里与师生分享。

    China In the Red，中文名称译作《赤字中国》，是二零零三年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公映的纪录片。作为导演，Sue把镜头对准了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一年的中国，用十个主人公三年里的命运变化，讲述了中国改革开放激流里，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

    主人公张淑艳，沈阳国有企业职工，三年里屡被警告下岗，工资下跌到四百元每月，勉强支撑女儿的学业。主人公洪焕珍，农村妇女，三年在病痛里挣扎，因为贫困几近不治。主人公张武，原国企职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里下海创业，成为中国最好的企业形象设计公司老总，三年里换了两套房子。主人公慕绥新，前沈阳市市长，“慕马大案”的罪魁，三年里经历了从官运亨通到客死狱中的大起大落……

    纪录片镜头下的三年，有人发财，有人下岗，有人硕果累累，有人全盘皆输。广州中山大学永芳堂的讲学厅内，大学生们看得啧啧感叹，却也陷入全神深思。

   “为什么拍摄这些人？”

   “他们能代表中国吗？”

   “Sue是美国人，她真的了解中国吗？”……

   带着很多大陆学生的疑问，亚洲周刊对Sue Williams进行了专访，希望可以对这部纪录片，以及导演，都做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改革：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

张洁平（下文张）：为什么要选择这三年，拍这样十个人来讲述中国？

Sue Williams（下文韦）：影片开拍时有个特殊的背景，因为这个背景，我们才选择了三年，选择了来自中国北方的十个主人公。这个背景就是，一九九八年朱镕基的新闻发布会。那年，朱镕基宣布，国有企业要改革脱困，三年时间为限，要争取扭亏为盈。这是一个很大的改革动作。所以我们立刻决定寻找十个曾经或正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追踪他们三年的生活变化，希望能考察在中国，一个全国性的经济政策是怎样影响百姓的生活。这样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在没有政治改革相伴的时候，又能不能成功。结果一直到零一年，我们看到的是，国有企业让三千五百万工人下岗，却仍然没有摆脱困境。主人公里，少数创业成了百万富翁，多数人下岗，同时失去了所有的医疗、社会保障福利。

张：这样的结果出乎意料吗？

韦：应该说每一个结果几乎都是出乎意料的。因为九八年开拍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一开始把镜头对准他们时，我们都心里没底，有时担心故事太平淡，有时又怕变量太多太大，影响拍摄。最出乎意料的是主人公慕绥新。一九九八年，他还是沈阳市长，指点江山、意气风发，二零零一年，我们已经无法找到他完成最后一次拍摄了。他因为贪污被判死刑，癌症不治死在死囚监狱里。我真没法形容听到消息时的感觉。整个人完全惊呆了……我们曾有很多次面对面的交流，当时沈阳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国企，而他是站在改革第一线的指挥官。我们在沈阳拍摄的时候，他曾经说：你们随便拍吧，我们沈阳，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他的魄力，大胆和开放的作风曾经让我非常佩服。但是真的没想到，他会这样死在一个不光彩的地方。

张：这部片子叫China In the Red，为什么中文会翻译作“赤字中国”呢？中国现在有八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赤字从何而来呢？

韦：题目里的In the Red是个双关。一方面，无论红色政权还是红色革命，红色一直是中国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in the red在英文里有负债、赤字的意思，也是我们想采用的双关语。中国的经济的确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在拍摄时，很多官员告诉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大多数难题——无论是国有企业亏损，还是工人失业、下岗，无论是农民没有医疗保障，还是教育问题、环境问题——都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留下来的病根，是老计划经济体制留给中国的一大笔负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银行死账坏账多得惊人，赤字累累。朱镕基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国有企业的问题，就是“没有钱”。这个“没有钱”，就说明中国仍然在负债中，仍然背着几十年累积下来的有形的、无形的巨额赤字。

来自官方的压力

张：作为一个美国人，深入中国社会拍一部这样的片子，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韦：很多人担心我有语言上的交流困难，但因为几个很棒的中国助手，我与主人公交流都没有很大障碍。在我而言，最大的困难，还是来自官方。我们整个拍摄的至少百分之七十的时间，都是用来和各级官员打交道，请求他们批准拍摄。中国官员总说：“不要拍这个，不要拍那个，看起来不好，影响形象。”零一年，洪焕珍病重，慕绥新被审查，我们的拍摄就被禁止了。中国官员希望我们镜头下的中国，永远是正面的，积极的。可是，风光旖旎，笑脸相迎，诱人的美食，可爱的熊猫，这些，就是中国吗？对我们而言，仅仅拍摄这些没有意义。中国百姓有自己的痛苦和快乐，有自己最寻常的生活，最普通的追求，而这些，才是在层层幕布之后，美国人看不到的，甚至误解的。当时在东北的街头，我们常常看到成千上百的下岗工人拉着横幅静坐示威，想去拍摄，却被官员拦下来。其实为什么不给拍？拍下来，美国人看到的，不是中国的贫穷落后，反而是中国的渐渐民主、开放。拍下来，美国人才会知道，原来今天中国的游行，也是这么和平的，没有荷枪实弹的警察来驱赶，也不会有野蛮的街头暴动。我真希望我的镜头可以表达这个真实的中国。中国已经是世界大国了，不应该再费力地遮掩、隐藏些什么。隐藏自己，只会引发更多的争议。中国已经强大了，是时候站起来正视自己，直面世界。相比谣言，其实中国的真相，要好得多。

美国人眼里的中国

张：那看到《赤字中国》里所表达的中国真相，美国观众反应如何？

韦：美国人其实非常不了解中国。以前，他们习惯把中国等同于中国政府、集权。后来中国发展了，美国媒体又开始大肆宣扬中国时代的到来：中国世纪，中国强大了，中国称霸了，中国，中国，中国……至于中国人真正的喜怒哀乐，美国人完全不了解。这也是我为什么想拍现代中国的纪录片。镜头是最忠实的。这部片子在美国放映之后，很多美国人被感动了。他们看到了真实的中国人的生活环境，他们上下班、做饭、哄小孩的样子，他们为了家庭、工作和梦想奋斗的样子。他们看到中国人的珍惜和烦恼，其实和自己是一样的。很多美国人打来电话，想为洪焕珍、张淑艳捐款。亚拉巴马州的一个教师，说想帮助中国的下岗工人，但自己没有钱，愿意每个月捐出五美元，托我们转交。我们陆续得到了很多捐款，后来把这些钱都寄给了主人公。影片最后已经病重的洪焕珍，后来被送到西安最好的医院治疗，并逐渐康复。她的女儿也被送到一家厨师学校，现在已经是西安有名的大厨师。

张：你是美国人，但是拍了很多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比如《中国三部曲》、《赤字中国》，是什么让你对中国这么有激情的呢？

韦：其实我算是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出生在英国，十八岁到纽约。而我的祖母是白俄罗斯人，在中国出生，我的母亲是英国人，也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从小就听她们讲中国的故事，所以一直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八十年代末，我拍摄了第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讲中国革命的历史，时间跨度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四九年。没想到市场反响很好，我PBS的上司也很赞赏，看完了还很上瘾地问一句：后来怎么样了？于是我就接着拍摄了“The Mao Years”（《毛泽东时代》，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和“Born Under the Red Flag”（《生在红旗下》，一九七六至一九九七），完成了我的《中国三部曲》。谁知我的上司过瘾之余依然意犹未尽，问：那现在，中国怎么样了？于是，这部《赤字中国》就开拍了，从一九九八年到二零零一年，不再是回忆历史，而开始见证历史了。我曾经一直想尝试其它的题材，但是，中国，很特别，拿起来就很难放下了。我的下一部片子还会是中国题材，准备选择一些年轻人，可能是中国的MBA，跟踪拍摄二十年，还在计划中，不过我相信会很过瘾。

    广州之行结束时，我们的采访也告一段落。Sue Williams的另一个邀请方，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的周光蓁教授也对影片感触颇深：“抛开特殊的历史背景不谈，《赤字中国》是一个关于希望和现实的故事。三年前，每个主人公都有希望，家庭、孩子，或者梦想，哪怕很卑微，但是都很努力地去维持。三年后，悲哀的是，多数人的希望被现实摧毁了，他们简直一无所有。”

    作为导演，Sue最后告诉我们：“看到我的主人公在生活里挣扎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帮他们，但作为一个导演，一个记者，在工作时我不可以。无论如何，我很庆幸自己忠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毕竟有很多人在这段历史里成功了，也幸福了。无论如何，在拍完片子之后，我们仍然可以尽我们所能，帮助他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