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的捕蛇者说

摘自龙应台在中国的讲座————

 

我总觉得对许多困苦的人有不忍之心。柳宗元有篇短篇小说叫《捕蛇者说》，就是说人的社会生存的困苦比捕蛇的危险和灾害还大。这个故事虽不能比喻今天的中国，但当我看见如今城市里高速的发展和依然穷困的乡村差异时，我不得不联想到这个故事。公民社会的建立就好比一群喝醉的人，总需要找一个清醒的人把他们送回家。那么，将来，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就在于这样清醒的人有多少。根据司马迁“富而有礼”的指示，这样清醒的少数，可能就在一个社会的企业家中。

 

如果有人问我，我们为什么要改造社会，为什么要有人文关怀，我个人的理由就是“不忍之心”。因为，在繁华隐藏的苦难中让我生出“不忍”，我称之为“soft power”，“温柔的权力”我相信它可以延展到各个层面，它比轰轰烈烈的伟业，可能更有效。

 

有一次我带领交响乐团到台湾乡下去演出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搭台搭了三天，一个6万人的小镇来了1.5万人，演出开始前，大雨倾盆，1.5万个农民坐在台下一个也没走。散场后，一个老伯对我说：蝴蝶夫人算不了什么，你下次把比柴的“卡门”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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