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讲者之梁文道

先唠叨一些题外话，昨天写完龙应台已经是晚上了，看了两集friends就堕落地睡去，早上八点半很乖地爬起来，准备看看课件看看新闻，结果突发奇想地开始收拾房间，物质的房间和精神的space，一个早上的成果就是现在的若若安的房子，放进去一些朋友的和喜欢的链接，放进去一些假装文化的东东，然后把space颜色变得干净了一点，呵呵，舒坦~~

 

接着昨天的讲座，代表香港的讲者是梁文道兄台。在昨天之前，我一直都以为他只是凤凰卫视一个会耍嘴皮子的主持人，和窦文涛中午侃侃三人行，自己弄弄网罗天下什么的。讲座之前，我无意间查了查他的经历，才不由得吓了一跳：

 

梁文道

籍贯：生于香港，于台湾成长后返港

学历：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简介：少年早慧，兴趣广泛，涉猎各方；17岁开始投稿生涯，频频发稿于《信报》、《明报》专栏版；1998年起开始参加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例如实验剧场编、导、演，行为艺术创作和视艺展览策划等等；又在各报刊杂志上发表剧评、影评、乐评、艺评、书评、文化和政治评论，期间也为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担任董事、主席或顾问之职、大学客席讲师、书院院长及杂志主编等。

现任职务：香港商业电台总监；

               香港商业电台《打书钉》节目主持

               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顾问；

               牛棚书院院长；

               凤凰卫视节目《锵锵三人行》、《大话世界杯》、《两极之旅》、《走进非洲》和《时事辩论会》主持；
               大学讲师；

               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董事、主席及顾问；

               专业书评人、艺评人，明报及信报评论专栏作者

         

我的老天啊，竟然同时做这么多事情，并且他的文章或者节目中也丝毫不会出现局促，更带着难得的平易近人的文化气息。

不过八卦一句，他本人真的有点胖胖阿~近看的时候发现啤酒肚好大~~~

讲座当天，梁文道和杨大明（中国《财经》周刊主编）是讲者中年轻一派的人物，我不能武断地说两人的资历学识谁强谁弱，但是短短十几分钟的讲话，现场真的就是高矮立现。文道不愧是知名主持，话说出口就成章，感情充沛理性十足，字字抑扬声声有力，前后逻辑清晰严密，绝对的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与平时文章里表达的对香港的怒其不争不同，今天的文道很坚定地说，在香港、北京、台北三个城市，毫无疑问地，香港是离公民社会的目标最近，也是走得最好的一个。他告诉场下的观众，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像香港这样，具有如此完美的理性、秩序、廉洁和法制文化。

他讲了一个小故事：去年香港七一大游行的时候，成千上百的游行者在湾仔警署附近静坐示威，警察用绳子在旁边隔离出一个通道，用于以防万一遣散伤者，当时气温很高，游行者在烈日下已经坚持了很多小时，开始有人体力不支晕倒。就在这时，有个男子开始试图穿越警戒绳，他从警戒绳下钻出来，向警察走去，警察们非常紧张，开始准备武器，觉得情况也许很快就会失控，也许静坐最终要变成暴动……但谁也没想到，那个男子只是走到警察身后，把手里一个空的可乐罐丢进那里的垃圾筒，然后赶忙和警察挥挥手道歉说：“对唔住阿sir对唔住阿sir”,然后就又自己退回了线内安静地坐着。

文道最后感慨着说：你们谁见过这样游行的？你们谁在哪个国家见过这样子的示威的？只有香港，只有香港可以做到。香港的理性、秩序、法制、文明不是英国佬恩赐的，不是殖民时期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所谓的英国人的法律加中国人的勤奋造就的，香港的一切文明都来源于祖祖辈辈香港人自己的努力，一代一代的人摸索、牺牲，才有今天的民主，今天的法治，今天这个连游行示威时都不愿意把可乐罐丢在地上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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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梁文：

爱国港人的六四创伤（梁文道）

      不久前离世的法国诠释学大师利科(PaulRicoeur)，曾经说过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不把未完成的许诺重新恢复活跃起来的话，那么所有的乌托邦都将是空虚的。」的确，所有乌托邦都是对美好未来的许诺。乌托邦之所以显得虚幻缥缈，是因为它们总是未能达成难以实现。然而也正因为乌托邦总是怎么等都等不来，因此它才是那么美丽那么诱人。对很多人来说，1989年的六四民运也是一次乌托邦式的运动，为我们许诺了一个更民主更公正更开放的未来中国；但它终于陨落溃散，消失在胜利者的「平静」历史之中。可是，为了不使它彻底沦落空虚，总还是有那么一些人想要活化那个未完成的许诺。除非认为民主开放公正的中国只是纯粹的虚幻，否则我们就有责任去恢复记忆，让那个乌托邦继续成为有吸引力的美好前景。毕竟，未来与不来，还是有很大分别的。

      记忆是必要的道德责任，问题只是该怎么去记。比如说，一年一度的六四纪念晚会就是一种记忆方式。十多年来，它不断被人诟病太过扁平、太过公式化，总是同一批人站在台上(虽然少了刘千石也多了些新面孔)，喊相同的口号唱相同的歌，和大致雷同的程序。在媒体眼中，它最大的意义就是参与者的数字，而这量化的数字就成了香港人熟记或淡忘六四的指标。于是关于六四，似乎就只有记得/不记得(或者「平反六四」/「向前看」)两种选项。但记忆又岂能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就算要记住六四，我们能不能也问一下该怎么记呢？

      六四烛光晚会不是不重要，但与其说它是一种记忆(re-membering)，倒不如说是一种佛洛伊德描述的病理现象：「重复」(repetition)。有些受到巨大创伤的人会不断强迫地在脑海中回到那个使他痛苦受伤的场景，但他既不知受伤的原因也不知自己的伤口究竟何在，他未必记得起那桩事件前后的细节，但却再三执迷地回到事发的那一刻，甚且伴以仪式性的固定行为模式。同样地，那些当年签名发表过联署声明，如今却老是梦呓般地要大家「向前看」的人，也很像患上了另一种精神官能症：「失忆」(amnesia)。总是记不起受到创伤的那一刻发生了什么事，彷佛自己从未经过那段折磨。无论是重复还是失忆，都算不上真正健康的记忆。而重复与失忆两种普遍现象的存在，都说明了六四确实是香港人集体经历的一次创伤性经验，有待治疗。要治疗就得毫无保留地回顾那段经历，把它完整地说成故事。但是非常可惜，中国政府固然压抑了记忆六四的复健努力，就连香港人自己也没有试吁去挣扎地说出自己的完整故事。自1989年六四事发后一连串的图册见证与资料集出版后，至今没有任何一部著作严肃地回顾与分析六四在香港造成的效应。其他形式的作品也不多见，例如电影，据知也就只有舒琪在1990年拍的《没有太阳的日子》。

      六四留下的伤口，至今仍然缠绕香港，它的影响远远超出集会人数和政治人物的诚信这些已知的表面徵状。事实上，今天关于爱国、民主化和香港人政治参与的热情等种种争论，其实都走不出它的阴影。

      还记得1989年6月初在《信报》发表的一篇评论里，我曾说过这场运动在北京或许是「民主运动」，但在香港却彻底变成一次「民族主义运动」。现在想来，当时那篇文章措辞或许失之武断，但我依然认为其基本判断是没错的。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当年从4月到6月之间，香港社会弥漫的空前热情，其实更多地是与中国人的民族认同相关。例如当时市民们朗朗上口的《做个勇敢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与《龙的传人》，在北京天安门前一片反官倒声中并不常闻。因为对身在北京的内地人而言，中国人的身分是不证自明的，搞民主运动和唱歌表白自己的中国人身分有什么关系呢。所谓「爱国民主运动」的重点就是民主，「爱国」二字是用来定性这场运动的政治正确的前缀词罢了。反观香港，经过20多年的经济腾飞，与对内地政治社会的相对隔绝之后，这场运动却是触发港人重新认识国情重新在情感上「认祖归宗」的契机。不少香港人未必清楚广场上群众各式各样诉求的具体内容，但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去看电视听广播，去和同事同学讨论运动走势，心底下贯注的就是一种要把身在殖民地的自己和中国连接起来的情绪力量。因此，我们大可以说，比起关注本土议题的七一，89年香港搞的其实是一次史无前例空前庞大的爱国运动。它发动的激情是再多的《心系家国》都比不上的。

      引发这股浪潮的自然是当时在北京追求民主化的学运。早有不少论者指出，香港人的热情是建立在对前途的预想上的。很多市民认为如果中国在97年前就已经开展了民主化的政制改革，那么回归也就不再是一件令人惧怕的事了。对中国民主的热烈渴求导生了港人的国族认同，民主与爱国在这段时期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后来支联会的最大动力，也成为民主党等泛民主派的政治资源和背景。

      可是，当香港各阶层曾经寄以巨大希望的运动被碾在坦克履带底下，火热的心也就坠入冰冷的深渊了。必须接受现实的香港人发现原来动员了整个社会力量的集体行动，也无法改变中国领导人的意志之后，就再也提不起劲去参与包括集会游行在内的各项政治活动。自此之后，一般香港人开始进入一段政治低气压时期，不只不想参与政治也不大关心政治，反正政治局势的推演与我无关，也不受我影响。情势要等到2003年的七一游行之前才有所改变。

      六四的结局不只压抑了香港人参与政治的热情，延滞了曾经可望可即的民主前景，同时使得香港人对于「爱国」产生了抽离的情绪。这就是香港的六四创伤综合症。所以叫香港人透过欣赏国家十多年来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去放下六四，就等于要香港人否定自己的过去，否定自己当年爆发的民族情感，转而认同一种更现实更功利的爱国主义。然而这是哪门子的爱国呢？同样地，把源生于一场爱国运动的支联会标签为「反中乱港」，也等于是叫那批香港人认错，承认自己当年站错边。要民主派与支联会划清界限，就是要部分香港人放弃争取中国民主化的疑想，把注意力集中在深圳河以南就好。无视六四事件在现代香港人民族认同过程里的奠基性地位，否定它掩埋它遗忘它，因此是一种撕裂他们爱国热情的冷酷举动。

      如果参加六四烛光集会的人数少了，并不是经历过那段创伤的人早已康复，而是他们一方面不想困在不可解的重复诡局，另一面则日渐接受更加现实的失忆状态。患上了六四创伤综合症的香港人，会在需要的时候得体地回答「我哼的是国歌」，会在恰当的场合别上一枚国旗徽章；但是在心底里，他们就像一些曾经遭受父母侵犯的小孩，有的只是冷默、疏离、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