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

     许多天没有更新blog,遗漏了许多重要的情节。用邱总的话,是“丢失了生命的碎片”,呵呵。
 
     爸妈来香港,深圳的小肥羊、帅哥许知远、话剧茶馆、毛俊辉、濮存昕、弱智记者、天星和冰点、北京,等等。 但是太累,这些天太累。时间宝贵得几乎看不到,全部埋在荧光屏、昏暗的房间、或者还没有睡热就要爬起来的被窝里。想念许多朋友,galaxy,丘丘,欣,沉默,桂花,猫,本,阿笑,都没有时间去见,广州、深圳,更别提北京、上海。遥远东方来了香港,我只能在电话里听听美人好听的声音,而无缘相会。
 
     艺mm说这是年关到了,因为风子在深圳每天睡四小时苦熬了一个星期,最终被同样熬不过年关的兄弟抢了箱子。这两人花了五个小时从广州挤回香港,肿眼睛红耳朵憔悴的样子让人想起杨白劳和喜儿。周末在家,几个人疙瘩满脸,相顾无言。累啊,原来年轻人都是这么混的。
 
     在msn上遇到了十二年没见的宇江,说起这个年份的时候,我俩自己都吓了一跳。十二年,听起来我们都很老的样子。他在遥远的牛津,英国时间早晨五点就出现在msn上,说是失眠多年。牛校就是不一样,压力大得所有人失眠,还有很多学生得抑郁症要去看心理医生。还说到了小学同学嵩松,老师很喜欢的小帅哥,听说现在香港摩根IBD厮杀,原来这么近。
  
     从记忆里打捞起一些名字,感觉很温暖。似乎小时候一些微弱的回忆,一下子就可以跨越过很多很多事情,很多很多年,在今天惺惺相惜。
 
     突然想起在南方周末上看到的一句话:多年以后,当我们偶然相逢在陌生城市的街头,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仁慈。我曾经把它送给大学里的岭南人,现在我收到了礼物。
 
     年关将近,谢谢很多朋友的陪伴,上班的时候肯陪我聊msn,肯用宝贵的时间听我讲些大而空、形而上的话,问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世界很仁慈,因为有你们。

2007年1月25日  10 张纸条儿了已经

十年,中国摇滚魂飞魄散(转)

转自: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曹红蓓

  2002年春节,何勇点燃了自家的房子,警方闻讯赶到时,何勇还抱着吉他端坐屋内。劫后余生的何勇,有幸充当了3年后中国摇滚活的祭品。

  2004年12月17日,在前北京音乐台著名DJ张有待的九霄俱乐部,举行了一场“纪念‘中国摇滚乐势力’香港红石勘演唱会十周年”的小型演唱会。是夜,红馆舞台上的几位主角——“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以及唐朝乐队中,只有何勇最后出现在纪念活动的现场。虽然没穿当年的蓝色海魂衫和戴烂红领巾,已经发福的何勇象十年前一样卖力嘶喊时,期待祭奠的人们仍感到心满意足。

  十年前,中国摇滚的“开元盛世”

  十年前的这一天,长达三个半小时的“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在香港红石勘体育馆上演,观众的疯狂和当地媒体的震动超乎所有人的想象。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摇滚乐最大型的公众演唱会,演唱会后,“魔岩三杰”开始作为一个整体被树为中国摇滚的新代表人物。在北京为他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放眼望去是一片长发的海洋。那时候所有的人都以为,新音乐的春天来到了。演唱会的主要策划者、“魔岩唱片”创办人张培仁在演出后记里写道:香港演出的成功,只是一个开始。

  张培仁猜对了开头,却猜不到结局。1995年,唐朝贝司手张炬意外身亡,唐朝半瘫;1996年,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一个颁奖晚会上,何勇在演唱《姑娘漂亮》时说了不该说的话而遭禁演;次年,张楚出了第二张专辑《造飞机的工厂》后被指江郎才尽,遂返回西安隐居;只有窦唯还在,但音乐风格却越走越缥缈,早与黑豹时代的乐队和歌迷彻底决裂。至于张培仁自己,也很快因“项目”结束而和他的同事贾敏恕一起被召回台湾滚石总部,曾以“中国火”树起中国摇滚大旗的魔岩唱片内地部分从此昙花消隐,永不再开。本来以为是“贞观之治”的1994~1995年,竟成中国摇滚的“开元盛世”。

  十年前的红馆舞台上,疯弹吉他的何勇和静吹竹笛的窦唯,有着同样年轻纯净的脸。今天两人却为那一夜要不要纪念而针锋相对。窦唯怀疑1994年那个夜晚纯粹就是一场被人利用的商业炒作。他甚至说,“我不敢听那时候的东西,害怕。”他究竟怕什么?是什么让窦唯无力面对?

  摇滚乐“圈子”普遍失语

  魔岩三杰、唐朝、黑豹土崩瓦解之后,摇滚歌手就从一线歌手的阵营上退了下来,从此再也没有人能够重返顶峰。从那时候到现在,先后有三个人因部分打入主流被尊为中国的摇滚新教父——郑均、许巍和汪峰。如今,“失去了2/3理想”的郑均早就乘风而去,许巍和汪峰在近年各自签约了国际大公司后才逐渐脱出所谓的“圈子”,为公众熟识。与一般的流行乐相比,他们的音乐确实仍有力量,但并非足够坚强。许巍的力道像是一根棍子,只能扫起一地落叶;汪峰偶尔尚可刀光一动,可惜细看却是一柄裁纸刀,顶多裁碎个把纸飞机。因此,两人虽然罩住了一群死硬的拥趸,却始终在一线半的位置上趴着,上下不得。

  表面上,摇滚阵营失去了代言人,实际上,是创作层面老老少少的普遍失语。看好内地音乐潜力的李宗盛不无遗憾地指出:“现在内地孩子们的作品,音乐上都不错,就是词上不行了。”过去许巍的歌词是以“随便拿出两句都是诗”著称的,但在他花三年时间打造的新专辑中,人们看到70%是“白云、大海、轻风拂面”这样的字眼,许巍承认,创作中最难的部分就是词。窦唯更决绝,从《幻听》以后,他几乎完全放弃了用歌词表达意念的企图,在渐入禅境的窦唯那里,人声和风声鸟声已经没有区别。无论如何,他们还在写着,而更多1994年时已经名扬天下的老摇滚歌手,十年来只是在个人生活的烂泥潭里打滚,无暇顾他。

  为什么写不出词来?皆因这是一个经济快速上升,快到没有耐心倾听自己声音的时代。张培仁回忆十年前红馆演出时说:“当时我们在经济上没有多少自信,但带来的是巨大无比的文化的力量,是‘上国文化’进入小地方引发的剧烈震荡。”“上国”在思考,这才是关键所在。当年的摇滚之所以盛极一时,是因为它们确实发出了时代的声音。

  摇滚乐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不只是音乐,摇滚的文化意义,让人们对它寄予厚望。在冲突、对话和充满变革的大时代中迸发的摇滚精神里,深植着新哲学的萌芽。剥落了文化意义的我们的摇滚乐圈子,只是继承了摇滚的各种华丽或奇异的衣服,而衣服里面,并没有人。对摇滚来说,贫穷是种财富,但“现在的孩子们”,最向往的是钱,想的是有朝一日能够大红天下。有才华的孩子一旦崭露头角,很快就词穷、失语,急速堕入平庸。

  摇滚精神的扩散

  摇滚乐在90年代给人们带来的思想启蒙,决不亚于80年代的邓丽君。那场风暴虽然短暂,却余波深远。“圈子”魂魄不在,并不代表摇滚的精神已死。事实上,2004年,对那时摇滚的各种追忆、反思和祭奠活动几成风潮,正好说明,那些当年听着摇滚进行精神成长的人们,已经进入社会的主流,开始掌握话语权。

  5月,媒体上掀起怀念和呼唤“魔岩三杰”复出的声音;6月,演出圈捏合郑均、许巍联合搞演唱会的传闻沸沸扬扬;8月贺兰山摇滚音乐节上,张楚、何勇露面,该音乐节成为近年来惟一盈利的摇滚演出;9月17日,华纳唱片为汪峰举办了出道以来第一场个人演唱会,跟汪峰一起闷骚了十年的中年听众放怀高歌;12月6日,百代唱片为许巍举行不卖票的“绝版青春”歌迷会,结果入场券在黑市被爆炒到3000元,在有幸入场的人们中,你可以见到很多近年在文艺圈崛起的名人。

  这一切至少表明,当年听摇滚的人,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消费能力。这些人中,很多现在就是演出市场的大腕和唱片公司的操盘手。在舆论方面,第一代以古典音乐为背景的乐评人已在洗牌中被淘汰出局,现在的所谓乐评人,无一不是当年的摇滚青年,以至于形成这样一种默识:似乎没受过摇滚黄金年代的洗礼,就没资格对现在的音乐说三道四。有的乐评人甚至经常被请到《读书》那样以深沉著称的知识分子刊物上发言,这是否意味着当年受摇滚洗礼的某些人物已经出落成出版界和知识界的精英?

  话语权是这样一种东西:你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比别人好,你就可以开口说话了。摇滚作为一种显学,确实盛世不再,但人们大可不必哀叹“十年生死两茫茫”,摇滚精神还在各行各业掌握着话语权的人们手中紧紧地捏着。那些顶多一年上两次卡拉OK的公司高管、政府官员,唱流行歌五音不全,可是兴致来了吼上一段唐朝、张楚却绝对准确。“圈子”失语,但摇滚没有失语,它只是变了一种说话的方式。

  许巍曾在一个歌迷的T恤上写下“永远自由的心”,后来这个歌迷把这T恤印了几百件散发众人。不管许巍以后能不能继续摇滚,可以想见的是,珍藏那T恤的人也会一直珍藏着一颗永远自由的心。

2007年1月12日  一张纸条儿了已经

转载:我的大师李普曼,By吴晓波

“我们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 沃尔特·李普曼
 
我的大师李普曼:“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By 吳曉波
 
      2004年6月,我去哈佛大学当了三个多月的访问学者,肯尼迪学院为我安排的住处就在查尔斯河边上,每当日落,我都会一个人去河畔的草地上散步。河水很清缓,岸边的乱石都没有经过修饰,河上的石桥一点也不起眼,三百多年来,这里的风景应该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我每次走在那里,总会浮生出很多奇妙的感觉,我在想,这个河边,这些桥上,曾经走过34 位诺贝尔奖得主、七个美国总统,他们在注视这些风景的时候大概都不过三十岁,那一刻,他们心里到底在憧憬一些什么?
     
      我还常常想起那个影响我走上职业记者道路的美国人。1908年,正在哈佛读二年级的沃尔特·李普曼就住在查尔斯河畔的某一座学生公寓,一个春天的早晨,他忽然听到有人敲房门。他打开门,发现一位银须白发的老者正微笑地站在门外,老人自我介绍:“我是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 我是十八年前,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里读罗纳德·斯蒂尔那本厚厚的《李普曼传》时遇到这个细节的,那天夜晚,它象一颗梦想的种子不经意掉进了我未尚翻耕过的心土中。
在从此的很多年里,我一直沉浸在李普曼式的幻觉中。我幻想能够象李普曼那样的知识渊博,所以我在大学图书馆里“住”了四年,我的读书方法是最傻的那种,就是按书柜排列一排一排地把书读下去;我幻想成为一名李普曼式的记者,在一个动荡转型的大时代,用自己的思考传递出最理性的声音,我进入了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在六年时间里我几乎跑遍中国的所有省份;我幻想自己象李普曼那样的勤奋,他写了36年的专栏,一生写下14000篇文章,单是这两个数字就让人肃然起敬,我也在报纸上开出了自己的专栏,并逼着自己每年写作一本书;我还幻想象李普曼那样的名满天下,他读大学的时候就被同学戏称是“未来的美国总统”,26岁那年,正在创办《新共和》杂志的他碰到罗斯福总统,总统笑着说,“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全美三十岁以下最著名的男士”。
 
      你很难拒绝李普曼式的人生。任何一个行业中,必定会有这么一到两个让你想想就很兴奋的大师人物,他们远远地走在前面,背影飘渺而伟岸,让懵懵懂懂的后来者不乏追随的勇气和梦想。
     
      当然,我没有成为李普曼,而且看上去将终生不会。
 
      我遇到了一个没有精神生活的物质时代。财富的暴发成为人们唯一的生存追逐,没有人有兴趣聆听那些虚无空洞的公共议题,如果李普曼的《新共和》诞生在今日中国,销售量大概不会超过2000册,社会价值的物质性趋同让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成为最边缘、最被扭曲和受冷淡的一个族群。
      
      我所在的传媒机构是一个“消息总汇”,它要求自己的记者汇总新闻而不可多做评论,在更多的时候它甚至鼓励记者去采集一些先验式的、“激励”人的经验报道。这里没有李普曼的新闻传统和传播土壤,思想在一条预先设定好的坚壁的峡谷中尴尬穿行,新闻沦为意识形态的弄臣。
  
      我没有办法摆脱自我的胆怯和生活的压迫。我躲在一个风景优美的江南城市里,早早地娶妻生子,我把职业当成谋生和富足的手段。我让自己成为一个“商业作家”,在看上去舆论风险并不太大的商业圈里挥霍自己的理想。李普曼写给大学同学、也是一位伟大记者约翰·里德――他写出过《改变世界的十天》――的一句话常常被我用来做自我安慰:“我们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
   
    这些年来,我偶尔回头翻看李普曼的文字会坐立不安。这个天才横溢的家伙著述等身,但被翻译到中国却只有一本薄薄的《公众舆论》,这是他32岁时的作品。在这本册子中,他论证了“公众舆论”的脆弱、摇摆和不可信任。他指出,现代社会的复杂和规模使得一般人难以对它有清楚的把握。现代人一般从事某种单一的工作,整天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深度关切他们的生活世界。他们很少认真涉入公众事务讨论。他们遇事往往凭印象、凭成见、凭常识来形成意见。正因如此,社会需要传媒和一些精英分子来梳理时政,来抵抗政治力量对公众盲视的利用。这些声音听起来由陌生而熟悉,渐渐的越来越刺耳,现在我把它抄录在这里,简直听得到思想厉鬼般的尖叫声。
 
    尽管遥不可及,但这个人让我终身无法摆脱。我常常会很好奇地思考这个国家的走向与一代人的使命――这或许是李普曼留给我们这些人的最后一点“遗产”,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大历史的苦思中而不能自拔――当物质的繁荣到达一定阶段、当贫富的落差足以让社会转入另外一种衍变型态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储备了足够的人才和理论去应对一切的挑战?我们对思想的鄙视、对文化的漠然、对反省精神的抗拒,将在什么时候受到惩罚和报应?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个人来讲,这都是一些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我曾在哈佛燕京学社向著名的儒学家杜维明先生请教,“一旦精神真空的社会发生思想危机的时候,谁将成为最有力的拯救力量?”那天的午后阳光很好,杜先生请吃的自助西餐很合口,但是离开的时候我还是一派茫然。
 
    这两年来,我把自己的时间大半都投入到中国企业史的梳理和写作中,我想在这个极其庞杂却并不辽阔的课题里寻找一些答案出来。我想静下心来做一点事,为后来者的反思和清算预留一些略成体系的素材,我还企图证明,这个社会的很多密码和潜流可能会淹没在中国经济和公司成长的长河中。我已经决定在四十岁的时候结束我的职业生涯,然后以一种更旁观的身份来观察和记录这个时代。在我的生命中,李普曼式的梦想早已烟消云散,唯留下的只有一些听上去很遥远、却让人在某些时刻会产生坚定心的声音。1959年9月22日,李普曼在他的70岁生日宴会上说――
 
    “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十八年前,一个叫吴晓波的中国青年读到李普曼和他说过的这段文字。十八年来,时光让无数梦想破碎,让很多河流改道,让数不清的青春流离失所,却只有它还在星空下微弱地闪光。

2007年1月9日  一张纸条儿了已经

对署名文章负责

重要内容:
 
作为一个作者,对自己的署名文章,要有绝对的责任感。
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交给人家管,要打要骂要整容,都得经过父母的同意。
如果没有立场,就是最大的不负责任。
 
切记,切忌。
 
新年第一个任务:要积极一点,勇于表达,更要勇于捍卫!

2007年1月5日  2 张纸条儿了已经

2007,英特纳雄耐尔

      午夜时分的钱柜歌房,两个男人扯着嗓子拽着话筒拼命嘶吼: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特”字的高音部分,几乎听到声带渗血的声音。F平静的脸上暴出难得的青筋,呈十字;Z就不用说了,面孔基本涨成了点歌单的绛红色。酒杯的影子在天花板上晃动,桌子有点微震,房间在吼叫声里就要烧起来了。
      我的二零零七年,就这样一头扎进英特纳雄耐尔的幻想时刻。
 
      挺难忘的一个新年。也是挺难面对的一个新年。
      Yeti问会不会写年终总结,新年展望之类的,愣了一下。Z说我总有种小动物找不到家的表情,又愣了一下。迷茫。没错,站在二零零六与二零零七的交界点,就是这个词。
 
      我懵懂又固执闯进的新闻事业,正在脚下慢慢展开。我心怀满足地望着它,却在这面最诚实的镜子里头,看见千疮百孔的自己。从小乖乖相信的一切,在这一年,几乎天翻地覆;从来视若无睹的苦难,在这一年,终于逼我逃出幻想。我不惶恐,只是需要更多一些的力量,和更透彻的心灵。 
     “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历史学家卡罗·金兹堡在被问到“是不是作为一个观众来与这个世界发生关联”的时候说。我终于开始体会这句话的分量。
 
       但这个时代,同样有太多打着“正视听”旗号的人,不负责任地在公共空间里肆意误导。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如果没有清醒伴随,反而导致更大的灾难,这在中国的哪一个年代,都被证明是真理。王小波不相信话语圈是有道理的,掌握话语权力,同时敬畏话语责任,身在其中,才意识到难度多大。
     
       大学时代做《岭南人》,很喜欢一句卷首语:我们不想感动任何人。
       听起来多谦卑,可又多虚伪啊。
       太把自己当一回事儿,和太不把自己当一回事儿,对媒体来说,都是灾难。
   
       站在如此真实的新闻面前,我痛苦地认清自己,本性的,和依附于各种教化存在的;而站在如此喧嚣的媒体面前,我又清晰地迷失了自己。亲爱的,在这里,你要做什么?你能做什么?你该做什么?
       
       還有香港。 
       
       這是我欣賞的城市,但恐怕永遠不會愛上。可是不爱,就要离开吗?
 
       二零零六年我研究生毕业,找到了工作,和w团聚,在香港有了窝点……
       二零零七,故事,又该怎样继续呢?
 

2007年1月4日  4 张纸条儿了已经

行贿的大学生

     今天看到一则新闻,让我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香港城市大学一个内地来港就读博士的女学生,数学系,期末考试搞不定,于是塞了一万块钱港币和一封信在导师的信箱,要求导师透点题。事件被揭露,这个女生因行贿罪被香港法院起诉,判了六个月监禁。
 
     真是……丢人啊……
     我相当愤懑地告诉朋友,朋友安慰我,有什么好愤懑的,这种是个人行为。
     但是远在北京的朋友一定不能理解,这种“个人行为”对我们这个在香港的内地学生群体是怎样的伤害……
     在香港就读博士或者研究型硕士,拿的是香港政府提供的全额奖学金,每个月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元港币不等,一年十二个月发放。近年来,香港的大学招收内地学生越来越多,尤其是全额奖学金来就读的硕士、博士和本科学生。我们觉得是美好的机会,但是香港本地居民其实十分不满,很简单,“拿我们纳税人的钱,发给大陆的学生,占用我们小孩的教育资源,培养出来了还要跟我们的小孩抢饭碗!”换成是你,你也不爽。
      而香港城市大学,全奖招收大陆学生的比率在香港是最高的,也最让香港人不爽。城市大学当然有自己的考量,大陆学生认真、聪明、基础好,一般都可以为学校做出点研究成果,给学校争光,也提高这个年轻大学的整体学生水平;但是另一方面因素,我相信在于城市大学的校长张信刚,张信刚出生在哈尔滨,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对大陆有相当深的情结,也是香港的名人里,比较出名的亲中派,他对大陆学生提供的优待机会,几乎是全香港最早开始的。
 
      这样的状况下,香港政府出钱供你读书,你做这种事情,会让人家怎么想呢?这样的新闻登在报纸上,你让香港百姓怎么想呢?
 
      还有在香港的朋友说,哎,这些大陆学生,来之前应该上上课,告诉他们香港是很清廉的地方,让他们了解香港社会的游戏规则。
      听这样的评论,我觉得自己脸皮都要掉光了。
      言下之意,就是说大陆的游戏规则是行贿无所谓喽?
      “你们大陆跟老师行贿有用,我们香港可不行。”一个全奖博士的行为,太容易让人做这样的推断了。
      nnd,内地大学的脸,也一并丢掉了。
      我不知道这种在信箱里塞一万块钱的愚蠢行为是不是真的能在内地某些大学行得通(我朋友说真可以)——但是,但是,这种原则性的准则,受到“你们可以我们不行”的判断的时候,本身已经是很大的羞辱了。
    
      唉,无言。
      在香港、在境外读书、生活的我们啊,真的要好自为之,不要给自己丢脸了,不要给中国丢脸了。即使,即使有家丑,家丑不外扬,行不?
     
 
      
    

2006年12月15日  7 张纸条儿了已经

乱弹真实

      最近一段时间,总是有打开博客无话可说,或者无从去说的尴尬。
      我的工作,每天就是和文字打交道,各种各样的手写体、繁体字、错别字,还有各种各样,需要从我脑袋里挤出来的语言。但是文字不总是优美的,新闻政论尤是如此。事实的意义大于任何形式,思想的力量可以傲视一切词藻。当文字是用来表述复杂的政治现状、思想解读、文化领悟,它的作用,似乎就仅限于一个精确的载体。
      我一度很喜欢这个状态。
      因为这个状态接近于我理想里的纯净和深刻。没有虚华的东西,无限逼近真实。
     
      我猜这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好状态。
      不过在脑袋里仍有那么点儿“修正主义”小火苗的时候,在打开博客想要闷骚一番的时候,在自以为得意的美好词汇被编辑刷刷砍掉的时候,心里的彷徨仍然嗞嗞生长。本能地捍卫自己的稿子时,我才意识到,对一个写作者,自己笔下的每一个字,也许都有别人不能完全理解到的内涵。文字的文学功能,是我没法舍弃的,尤其这个时候,文字其实是自由的,借助我的力量表达它自己。
      但当这些幽默的、优美的、忧伤的文学词语从笔下流出,映照出的往往又是自己最大的虚荣和尴尬:它们传达的,真的是它们原本要表达的东西吗?平淡的故事,为什么会在书写出来的那一刻,变成戏剧,或者半推半就的谦卑?回头看看自己记录的那些人和事,洋溢着小说式的美好或者悲伤,似乎生活在进入记忆的同时,已然经过文学化的工序。
 
      实在不应该怪罪文字,文如其人。何况真实,本身也是个诡异的词语。追求真相的新闻,每一天,都在一个“吸引眼球”的标题,和一个“逼近真实”的陈述中间挣扎着平衡。更不用说被各个当权者随意强奸的历史。而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真实和虚构的差别又有多大?还是生活只是在潜意识里,不断地把真实虚构化,再把虚构变成真实?
 
      Anyway,写到这里,我已经晕了。前两天还在和室友们讨论,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变量,变量的人在记录变量的人的生活和历史,还想从中探讨出个定量的“真实”来,即便抛开表达的扭曲,单是从认知上,怕也是不可能的吧。   
      

2006年12月13日  6 张纸条儿了已经

清零

     
      你的目标,从不因为你为它付出了很多而变得更有价值。它一直是它本来的意义。
     
      不断地把机会成本清零,才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究竟在做什么。
  

2006年12月12日  丢张纸条儿吧

谁是你的祖国?

      龙ying台在哈佛大学又点了一炮。
 
      十二月六日,应台女士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用英语发表了一场演讲,题目是:“被孤立、被包围、被边缘化却又极端重要的台湾——台湾民zhu实验对华文世界的影响”。
      演讲中,龙强调民zhu化的台湾对于全球华人社会的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追溯台湾五十年来追求民zhu的进程,以及历时三十五年之久的国际孤立对台湾社会造成的伤害。她从文化角度强调华人社会的第一个民zhu实验田的宝贵,呼吁国际社会应该正视台湾多年来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遭遇的孤立待遇。
      优雅的台风、温和却尖锐的批判、精准的语言,和完美的英文发声,龙式风格在哈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而最为众多媒体称道的,是锋芒毕现的问答环节。
      听过龙讲座的人都知道,她从来都称台湾为“国家”,并且会在发言之前说明立场,请听众包涵。
      大陆学人提出了现场第一个问题:应台女士是否还承认“中国”为“祖国”?
 
      这种尖锐的问题,印象中,凡是台湾人主讲的讲座,有大陆听众的,都是免不了的。 
      以前在中大听过好几场,无论讲什么主题,文化音乐舞蹈宗教,和政治再八竿子打不着的,现场提问,一定有“爱国青年”一头热血地问演讲者,怎么看两国论。台湾教授往往面露尴尬,然后谨慎地表达自己是“统派”,支持一个中国,血脉相连之类的。然后全场一定掌声雷动,群情激昂。
      即使是在香港、新加坡、海外,有华人的地方,这样的场景都是免不了的。
      同事一度很疑惑,都到哈佛了,受自由主义影响那么深远的高级知识分子,怎么仍然像愤青一样在这个“政治正确”的问题上纠缠不休?真正于统一又有什么意义?
      其实在大陆生活的人都明白,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台湾和统一都是绕不开的情结,文化、商业都超越不了,一切的对话都要在这个“统一”,至少是“拥护统一”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就没得谈。
      所以为什么张惠妹被坚决抵制,林志玲被网民围攻,美丽的嗓音或者胸部,都跳跃不过政治的鸿沟。
      所以现在台湾人学聪明了,想和大陆做生意的,想在大陆发展粉丝的,都学会了一个词,叫“Greater China”——“大中华”。不说中国或者台湾,我们统称“华人”。
 
      但同样的问题,龙没有回避。 
      龙说: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复杂。“文化中国是我的祖国(motherland),但是目前这种政权所统治的中国绝对不是我的祖国”。因为一个不尊重她所珍视的核心价值的国家,她不能接受为“祖国”。
      真理、价值,超越了行政意义的国家,文化、传统,从政治里独立。其言犀利,闻者汗颜。
 
      且不谈大陆和台湾这对暧昧了五十多年的痴男怨女,“谁是你的祖国?”单这一个问题,恐怕就值得痛苦地反思。
      说痛苦,是因为小学第一天的课堂上,我们就大声念这几句话:“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中国共产党,我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爱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句话融合成每个中国人心里的“爱国”烙印。至于这个“国”,是祖国,是国家,是政府,还是党,似乎也没人去深究了。
      说反思,是因为深究实在必不可少。中国不等于中国政府,更不等于哪一个党派。我爱google,但并不爱google的总裁,他若经营不良管理不善,是要被股东炒鱿鱼的。反过来,打着“爱国”的旗号反对不同政见者,本身就是对祖国最不负责任的伤害。
      对每一个主流教育中成长的小孩,政治的影响几乎无孔不入,且无声无息。我们早已习惯了把政府和国家捆绑在一起,质疑哪一个,都是对“中国”的大不敬。于是我们读不到唯一一个获颁诺贝尔奖的华人作品;于是我们看不见海峡对岸那么多美丽的文字;于是野火集之后,我们再也听不到龙应台;甚至网上有人说句,喜欢日本小说,都要被拉出来冠以“不爱国”的罪名。
     
       政治是狭隘的,文化是宽广的。政治是利益集团的,文化是全人类的。
       可惜,总有人懵懂地选择前者,还理直气壮。

2006年12月8日  4 张纸条儿了已经

人生若只如初见(转自小号鲨鱼)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西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夜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儿,比翼连枝当日愿。

  纳兰词长于情也深于情,短处是有的时候过于直抒胸臆,显得浅了,反而没有多少余味。比如这一阙,就有点这个毛病。但有了第一句话,整个的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

  人生若只如初见。这一句,实在是令人哑然。小时候看红楼,从不愿意去碰后40回。不是瞧不起高鹗,而是没办法接受:怎么那么好好儿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变作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后来读书,看到一句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所有的名字所有的故事,都是写在水上的。那些波澜和涟漪,在当时看来是惊心动魄,而长江滚滚,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流过,终无迹。

  碧血剑在金庸的书里不是最出色的,甚至可以说是平庸的。但间接写到的那一段历史,却与甲申三百年祭不谋而合。最不能忘的情节,居然是李岩从容自尽前吟唱的那首歌:早早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当时的心境又如何?是否想起了初见时君臣相得的礼遇和挣一个太平天下的夙愿?漆黑一片的世界里,有喑哑的胡琴声响起:神机妙算刘伯文,料不到,大明天子坐龙庭,文武百官命归阴。昨日的一缕英魂,今日的万里长城……

  想起了另一首词,文征明写的:“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这个“飞”指的便是岳飞。他是看到当初高宗给岳飞的手谕,亲切温和,推心置腹,如对家人,因而有感而发。悲剧往往都是这样没有征兆的开始,而种子已深埋在初见的那一刻。隆中初见,羽扇纶巾,笑谈中三分天下;再见时已是白帝托孤,六出祁山,壮志未酬身先死。西厢初见,风流不用千金买,月影花移玉人来;再见时却是弃掷今何在,悔教夫婿觅封侯。梁山初见,天罡地煞席卷天下,那一派豪侠风光令人血脉偾张;及至再见,听潮而圆,遇信而寂,寥儿洼招魂幡动,依稀鬼哭。金屋初见,千娇百媚,永世相守,而色衰爱驰之日,终于千金难买长门赋;华清池中温泉水滑,长生殿里夜半私语,又有谁会料到结局是马隗坡前数丈白绫、一抔黄土?

  年少的意气风发,最初的感动和梦想,在时间的浸润下渐渐磨灭;一见如故的亲切,山盟海誓的诺言,只剩下一个依稀的背影。朋友是用来出卖的,情感是用来遗忘的,美丽是用来摧毁的,忠诚是用来背叛的……金甲的战神披着天边的彩霞在故事中定格成永恒的记忆,猜得中绚烂的开头,又有谁见到了那早已注定的结尾?

  初见,惊艳。蓦然回首,曾经沧海,早已是、换了人间。

2006年11月29日  7 张纸条儿了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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