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内容：

 

作为一个作者，对自己的署名文章，要有绝对的责任感。

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交给人家管，要打要骂要整容，都得经过父母的同意。

如果没有立场，就是最大的不负责任。

 

切记，切忌。

 

新年第一个任务：要积极一点，勇于表达，更要勇于捍卫！

      午夜时分的钱柜歌房，两个男人扯着嗓子拽着话筒拼命嘶吼：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特”字的高音部分，几乎听到声带渗血的声音。F平静的脸上暴出难得的青筋，呈十字；Z就不用说了，面孔基本涨成了点歌单的绛红色。酒杯的影子在天花板上晃动，桌子有点微震，房间在吼叫声里就要烧起来了。

      我的二零零七年，就这样一头扎进英特纳雄耐尔的幻想时刻。

 

      挺难忘的一个新年。也是挺难面对的一个新年。

      Yeti问会不会写年终总结，新年展望之类的，愣了一下。Z说我总有种小动物找不到家的表情，又愣了一下。迷茫。没错，站在二零零六与二零零七的交界点，就是这个词。

 

      我懵懂又固执闯进的新闻事业，正在脚下慢慢展开。我心怀满足地望着它，却在这面最诚实的镜子里头，看见千疮百孔的自己。从小乖乖相信的一切，在这一年，几乎天翻地覆；从来视若无睹的苦难，在这一年，终于逼我逃出幻想。我不惶恐，只是需要更多一些的力量，和更透彻的心灵。 

     “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历史学家卡罗·金兹堡在被问到“是不是作为一个观众来与这个世界发生关联”的时候说。我终于开始体会这句话的分量。

 

       但这个时代，同样有太多打着“正视听”旗号的人，不负责任地在公共空间里肆意误导。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如果没有清醒伴随，反而导致更大的灾难，这在中国的哪一个年代，都被证明是真理。王小波不相信话语圈是有道理的，掌握话语权力，同时敬畏话语责任，身在其中，才意识到难度多大。

     

       大学时代做《岭南人》，很喜欢一句卷首语：我们不想感动任何人。

       听起来多谦卑，可又多虚伪啊。

       太把自己当一回事儿，和太不把自己当一回事儿，对媒体来说，都是灾难。

   

       站在如此真实的新闻面前，我痛苦地认清自己，本性的，和依附于各种教化存在的；而站在如此喧嚣的媒体面前，我又清晰地迷失了自己。亲爱的，在这里，你要做什么？你能做什么？你该做什么？

       

       還有香港。 

       

       這是我欣賞的城市，但恐怕永遠不會愛上。可是不爱，就要离开吗？

 

       二零零六年我研究生毕业，找到了工作，和w团聚，在香港有了窝点……

       二零零七，故事，又该怎样继续呢？

 

     今天看到一则新闻，让我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香港城市大学一个内地来港就读博士的女学生，数学系，期末考试搞不定，于是塞了一万块钱港币和一封信在导师的信箱，要求导师透点题。事件被揭露，这个女生因行贿罪被香港法院起诉，判了六个月监禁。

 

     真是……丢人啊……

     我相当愤懑地告诉朋友，朋友安慰我，有什么好愤懑的，这种是个人行为。

     但是远在北京的朋友一定不能理解，这种“个人行为”对我们这个在香港的内地学生群体是怎样的伤害……

     在香港就读博士或者研究型硕士，拿的是香港政府提供的全额奖学金，每个月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元港币不等，一年十二个月发放。近年来，香港的大学招收内地学生越来越多，尤其是全额奖学金来就读的硕士、博士和本科学生。我们觉得是美好的机会，但是香港本地居民其实十分不满，很简单，“拿我们纳税人的钱，发给大陆的学生，占用我们小孩的教育资源，培养出来了还要跟我们的小孩抢饭碗！”换成是你，你也不爽。

      而香港城市大学，全奖招收大陆学生的比率在香港是最高的，也最让香港人不爽。城市大学当然有自己的考量，大陆学生认真、聪明、基础好，一般都可以为学校做出点研究成果，给学校争光，也提高这个年轻大学的整体学生水平；但是另一方面因素，我相信在于城市大学的校长张信刚，张信刚出生在哈尔滨，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对大陆有相当深的情结，也是香港的名人里，比较出名的亲中派，他对大陆学生提供的优待机会，几乎是全香港最早开始的。

 

      这样的状况下，香港政府出钱供你读书，你做这种事情，会让人家怎么想呢？这样的新闻登在报纸上，你让香港百姓怎么想呢？

 

      还有在香港的朋友说，哎，这些大陆学生，来之前应该上上课，告诉他们香港是很清廉的地方，让他们了解香港社会的游戏规则。

      听这样的评论，我觉得自己脸皮都要掉光了。

      言下之意，就是说大陆的游戏规则是行贿无所谓喽？

      “你们大陆跟老师行贿有用，我们香港可不行。”一个全奖博士的行为，太容易让人做这样的推断了。

      nnd，内地大学的脸，也一并丢掉了。

      我不知道这种在信箱里塞一万块钱的愚蠢行为是不是真的能在内地某些大学行得通（我朋友说真可以）——但是，但是，这种原则性的准则，受到“你们可以我们不行”的判断的时候，本身已经是很大的羞辱了。

    

      唉，无言。

      在香港、在境外读书、生活的我们啊，真的要好自为之，不要给自己丢脸了，不要给中国丢脸了。即使，即使有家丑，家丑不外扬，行不？

     

 

      

    

      最近一段时间，总是有打开博客无话可说，或者无从去说的尴尬。

      我的工作，每天就是和文字打交道，各种各样的手写体、繁体字、错别字，还有各种各样，需要从我脑袋里挤出来的语言。但是文字不总是优美的，新闻政论尤是如此。事实的意义大于任何形式，思想的力量可以傲视一切词藻。当文字是用来表述复杂的政治现状、思想解读、文化领悟，它的作用，似乎就仅限于一个精确的载体。

      我一度很喜欢这个状态。

      因为这个状态接近于我理想里的纯净和深刻。没有虚华的东西，无限逼近真实。

     

      我猜这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好状态。

      不过在脑袋里仍有那么点儿“修正主义”小火苗的时候，在打开博客想要闷骚一番的时候，在自以为得意的美好词汇被编辑刷刷砍掉的时候，心里的彷徨仍然嗞嗞生长。本能地捍卫自己的稿子时，我才意识到，对一个写作者，自己笔下的每一个字，也许都有别人不能完全理解到的内涵。文字的文学功能，是我没法舍弃的，尤其这个时候，文字其实是自由的，借助我的力量表达它自己。

      但当这些幽默的、优美的、忧伤的文学词语从笔下流出，映照出的往往又是自己最大的虚荣和尴尬：它们传达的，真的是它们原本要表达的东西吗？平淡的故事，为什么会在书写出来的那一刻，变成戏剧，或者半推半就的谦卑？回头看看自己记录的那些人和事，洋溢着小说式的美好或者悲伤，似乎生活在进入记忆的同时，已然经过文学化的工序。

 

      实在不应该怪罪文字，文如其人。何况真实，本身也是个诡异的词语。追求真相的新闻，每一天，都在一个“吸引眼球”的标题，和一个“逼近真实”的陈述中间挣扎着平衡。更不用说被各个当权者随意强奸的历史。而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真实和虚构的差别又有多大？还是生活只是在潜意识里，不断地把真实虚构化，再把虚构变成真实？

 

      Anyway，写到这里，我已经晕了。前两天还在和室友们讨论，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变量，变量的人在记录变量的人的生活和历史，还想从中探讨出个定量的“真实”来，即便抛开表达的扭曲，单是从认知上，怕也是不可能的吧。   

      

     

      你的目标，从不因为你为它付出了很多而变得更有价值。它一直是它本来的意义。

     

      不断地把机会成本清零，才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究竟在做什么。

  

      龙ying台在哈佛大学又点了一炮。

 

      十二月六日，应台女士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用英语发表了一场演讲，题目是：“被孤立、被包围、被边缘化却又极端重要的台湾——台湾民zhu实验对华文世界的影响”。

      演讲中，龙强调民zhu化的台湾对于全球华人社会的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追溯台湾五十年来追求民zhu的进程，以及历时三十五年之久的国际孤立对台湾社会造成的伤害。她从文化角度强调华人社会的第一个民zhu实验田的宝贵，呼吁国际社会应该正视台湾多年来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遭遇的孤立待遇。

      优雅的台风、温和却尖锐的批判、精准的语言，和完美的英文发声，龙式风格在哈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而最为众多媒体称道的，是锋芒毕现的问答环节。

      听过龙讲座的人都知道，她从来都称台湾为“国家”，并且会在发言之前说明立场，请听众包涵。

      大陆学人提出了现场第一个问题：应台女士是否还承认“中国”为“祖国”？

 

      这种尖锐的问题，印象中，凡是台湾人主讲的讲座，有大陆听众的，都是免不了的。 

      以前在中大听过好几场，无论讲什么主题，文化音乐舞蹈宗教，和政治再八竿子打不着的，现场提问，一定有“爱国青年”一头热血地问演讲者，怎么看两国论。台湾教授往往面露尴尬，然后谨慎地表达自己是“统派”，支持一个中国，血脉相连之类的。然后全场一定掌声雷动，群情激昂。

      即使是在香港、新加坡、海外，有华人的地方，这样的场景都是免不了的。

      同事一度很疑惑，都到哈佛了，受自由主义影响那么深远的高级知识分子，怎么仍然像愤青一样在这个“政治正确”的问题上纠缠不休？真正于统一又有什么意义？

      其实在大陆生活的人都明白，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台湾和统一都是绕不开的情结，文化、商业都超越不了，一切的对话都要在这个“统一”，至少是“拥护统一”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就没得谈。

      所以为什么张惠妹被坚决抵制，林志玲被网民围攻，美丽的嗓音或者胸部，都跳跃不过政治的鸿沟。

      所以现在台湾人学聪明了，想和大陆做生意的，想在大陆发展粉丝的，都学会了一个词，叫“Greater China”——“大中华”。不说中国或者台湾，我们统称“华人”。

 

      但同样的问题，龙没有回避。 

      龙说：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复杂。“文化中国是我的祖国（motherland），但是目前这种政权所统治的中国绝对不是我的祖国”。因为一个不尊重她所珍视的核心价值的国家，她不能接受为“祖国”。

      真理、价值，超越了行政意义的国家，文化、传统，从政治里独立。其言犀利，闻者汗颜。

 

      且不谈大陆和台湾这对暧昧了五十多年的痴男怨女，“谁是你的祖国？”单这一个问题，恐怕就值得痛苦地反思。

      说痛苦，是因为小学第一天的课堂上，我们就大声念这几句话：“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中国共产党，我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爱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句话融合成每个中国人心里的“爱国”烙印。至于这个“国”，是祖国，是国家，是政府，还是党，似乎也没人去深究了。

      说反思，是因为深究实在必不可少。中国不等于中国政府，更不等于哪一个党派。我爱google，但并不爱google的总裁，他若经营不良管理不善，是要被股东炒鱿鱼的。反过来，打着“爱国”的旗号反对不同政见者，本身就是对祖国最不负责任的伤害。

      对每一个主流教育中成长的小孩，政治的影响几乎无孔不入，且无声无息。我们早已习惯了把政府和国家捆绑在一起，质疑哪一个，都是对“中国”的大不敬。于是我们读不到唯一一个获颁诺贝尔奖的华人作品；于是我们看不见海峡对岸那么多美丽的文字；于是野火集之后，我们再也听不到龙应台；甚至网上有人说句，喜欢日本小说，都要被拉出来冠以“不爱国”的罪名。

     

       政治是狭隘的，文化是宽广的。政治是利益集团的，文化是全人类的。

       可惜，总有人懵懂地选择前者，还理直气壮。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西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夜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儿，比翼连枝当日愿。

　　纳兰词长于情也深于情，短处是有的时候过于直抒胸臆，显得浅了，反而没有多少余味。比如这一阙，就有点这个毛病。但有了第一句话，整个的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

　　人生若只如初见。这一句，实在是令人哑然。小时候看红楼，从不愿意去碰后40回。不是瞧不起高鹗，而是没办法接受：怎么那么好好儿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变作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后来读书，看到一句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所有的名字所有的故事，都是写在水上的。那些波澜和涟漪，在当时看来是惊心动魄，而长江滚滚，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流过，终无迹。

　　碧血剑在金庸的书里不是最出色的，甚至可以说是平庸的。但间接写到的那一段历史，却与甲申三百年祭不谋而合。最不能忘的情节，居然是李岩从容自尽前吟唱的那首歌：早早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当时的心境又如何？是否想起了初见时君臣相得的礼遇和挣一个太平天下的夙愿？漆黑一片的世界里，有喑哑的胡琴声响起：神机妙算刘伯文，料不到，大明天子坐龙庭，文武百官命归阴。昨日的一缕英魂，今日的万里长城……

　　想起了另一首词，文征明写的：“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这个“飞”指的便是岳飞。他是看到当初高宗给岳飞的手谕，亲切温和，推心置腹，如对家人，因而有感而发。悲剧往往都是这样没有征兆的开始，而种子已深埋在初见的那一刻。隆中初见，羽扇纶巾，笑谈中三分天下；再见时已是白帝托孤，六出祁山，壮志未酬身先死。西厢初见，风流不用千金买，月影花移玉人来；再见时却是弃掷今何在，悔教夫婿觅封侯。梁山初见，天罡地煞席卷天下，那一派豪侠风光令人血脉偾张；及至再见，听潮而圆，遇信而寂，寥儿洼招魂幡动，依稀鬼哭。金屋初见，千娇百媚，永世相守，而色衰爱驰之日，终于千金难买长门赋；华清池中温泉水滑，长生殿里夜半私语，又有谁会料到结局是马隗坡前数丈白绫、一抔黄土？

　　年少的意气风发，最初的感动和梦想，在时间的浸润下渐渐磨灭；一见如故的亲切，山盟海誓的诺言，只剩下一个依稀的背影。朋友是用来出卖的，情感是用来遗忘的，美丽是用来摧毁的，忠诚是用来背叛的……金甲的战神披着天边的彩霞在故事中定格成永恒的记忆，猜得中绚烂的开头，又有谁见到了那早已注定的结尾？

　　初见，惊艳。蓦然回首，曾经沧海，早已是、换了人间。

 

 

      答：《巫山云雨》到《三峡好人》，是两个历史阶段。《三峡好人》时候的三峡工程，已经结束。整个中国从七八十年代以来，改革的大的变革格局也已经基本固定了。拍电影十年，我一直在拍一个变化中的中国，这个变化中有很多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到现在的《三峡好人》，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应该务实的时代。这个务实就是说，变革所带来的资源的重新分配、利益的消耗已经趋于完成，就像这个工程一样，留下的只有过去巨变的蛛丝马迹，你可以感觉到变化里面每个人被社会影响的程度，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或许这个完成，已经接近结束。

 

      问：人们常常评价你的电影是小众电影，你自己怎幺看？

      答：我一直承认我的电影在观受面上有局限，它不是娱乐类型，我也不期待能有一亿的票房，但它会有一个固定的观众群。比如《世界》，在中国票房只有一百五十万，但正版DVD有三十万张的销量，海外市场单是北美就有四五百万美元的收入，要看总收益，我的电影在中国肯定排前五位。而且我觉得，电影的文化作用不在于能被多少人数来左右。八十年代，《黄土地》全国只卖出一个拷贝，但它日后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那时候上海还有一部电影叫《喜盈门》，两毛钱的票，全国票房一亿多，你说它有多少人看？但是时过境迁，就没有什幺价值存留了。

 

       问：你的电影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命运，他们其实是中国的最大众，但是片子放出来，却成了小众电影，这本身不矛盾吗？

       答：不矛盾。你知道为什么吗？从今天中国观众看电影的情况来看，电影已经不是一个大众艺术了。本来电影消费应该是无意识消费，就像我买瓶矿泉水，我渴了我就买了。但是现在看电影价钱不同啊，在北京，一家三口，再加小孩儿吃点东西，就好象看歌剧一样了。票价让这个艺术已经不是很大众化了。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众在哪？中国最多的大众在哪儿？在城市之外，在小城市，在县城，在农村。但那里根本没有银幕。比如说我老家的那个县城，本来有三家电影院，现在一家变成证券市场，一家是超市，一家卖家具。不是电影无法跟大众接触，而是这个管道被切断了。再回头看看现在银幕上都是哪些人呢？中国每年生产一两百部电影，表现城市之外的普通百姓的太少太少了。说起来有些世态炎凉，今天我们走在城市里，北京上海广州，随便一个，你问问多少人跟县城、跟农民有关系？五分之三的人。大家的背景是县城，但转身，就没有人再去关心那个地区生存的人，我觉得这是非常不人道的。反过来我到有些轻视所谓城市感受，城市生活，我觉得大家既然都有农业背景，就不要装了。

 

       问：但看你电影的时候，仍然有人说你的观点太「个人化」了。

       答：其实我觉得那不是「个人化」，而是自我意识。当你作为发言者，要很真实地表达自己真心的体验，这种自我意识是艺术最珍贵的地方，也正是中国艺术里面最缺乏的。我们文化里有很糟糕的部分，不把个人当回事儿。比如我上次听报道，说这次矿难才死了两个人，这种说法太让人震惊了，才死了两个人？要死多少才够？人的事都是大事，每个个人的爱情、命运都很重要。为什幺很多年后，我们看沈从文或者张爱玲，仍然这幺热爱？因为不管在一个怎样的时代里，他们都是从私人的、个人的角度进入讲述，这是非常珍贵的。现在很多年轻导演是努力在把这样一种语感带回到我们的文化里面。但是观众可能不熟悉，因为观众已经习惯了和主流思潮一致的语态，所谓「宏大叙事」。 中国观众看完电影习惯问一句，这电影说了什幺。这种归纳中心思想的训练我们从小就在进行，但其实这样对作品的单一归纳，有悖于艺术多元性的表达。观众的习惯，还需要时间慢慢改变。

 

       问：你参加过很多国际影展，在国外的观众能理解你诠释的中国形象吗？

       答：威尼斯影展一结束，《三峡好人》我们就卖了三十多个国家，为什么卖这幺好？其实背后的三峡工程并不重要，没有人会花钱只为了看看那个国家究竟怎幺样，吸引观众的一定是电影里的情感、人性，这些是共通的。《三峡好人》讲了一个离婚的故事，一个复婚的故事，两个普通的主人公通过选择，给了生活一种自由。这些经验是人类共同的，能够产生共鸣的。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太强调东西文化的冲突了，在深层的情感上，文化是有共通的，比如生、老、病，死，比如选择。

 

       问：《三峡好人》是你第二部公映的电影，从地下导演走到现在的地上状态，对你来说变化在哪里？创作会有影响吗？

       答：关键还是我得到了应有的权力。在创作上到没有什幺影响。经常会有人跟我说，你现在不要拍这个，两年后再拍，或者你现在应该立刻拍那个，会走红，但我不喜欢这个状态。我今天心里有念头要拍这个电影，干嘛要等到两年后。当然电影会有它生不逢时的时候，但是那又何妨呢？就像人不能选择它的出生，我知道现在是文革了，我不出生啊，我等结束了才出生，哈哈，那不可能。该出生就出生，那是他的命运。电影拍出来，叫好也罢，和市场有距离也罢，那也是它的命运，顺其自然。导演真的不要有太多算计，纯洁一点，天真一点。

 

       问：这样的天真会不会带来一些困难，现实上的？

       答：会有困难，现实上的。一方面是自己的，我有很多题材是艺术和商业结合得非常完美的，但现在就是不想拍，现实给我的呼唤很强，总是把计划放在后头。外来的阻力就更大了，我九九年被电影总局禁拍，零三年才解禁，四年。

 

       问：禁拍是什幺状态，真的不能拍吗？

       答：可以拍，但是不能放。就算拍，状态也不会好。你知道拍电影是一个需要调动许多资源的工作，比如说我要拍这条街，我可能要封这条街，就要跟派出所和交通部门打招呼。他们问你是哪个制片厂的，你的拍摄令呢？……你是非法拍摄啊，所以很多事情都做不了，那段时间真的很痛苦。

 

       问：那怎幺办呢？没法拍想拍的题材的时候怎幺解决呢？

       答：我觉得还是想拍就拍……（笑）。大环境的改变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它很不正常，太不正常了。像今天文学和绘画基本上还能做到表达自由，但是电影很严格，甚至很多电视剧要是换成电影都根本不能拍，一定通不过。比如我看过一个电视剧写一个煤矿工人，下岗多年，发不出工资，好不容易过年发钱了，又给抢了。呵呵，这样的题材要换成电影，没人让你拍。而且中国电影没有分级制度，只有青少年保护法，暴力和色情都不让拍。但如果换一个美学的角度来理解，电影作为一个大众媒介，最重要的支柱就是「暴力」和「色情」，如果没有分级制度，电影的空间太小了。

 

       问：但是在公演的电影里，有些也能看到暴力和色情啊。（记者脑中浮现夜宴…… ）

       答：问题就是这里，什幺是色情，什幺是暴力，我们没有标准啊。有些电影不脱衣服也可以拍得很色情，我就能拍（笑）。色情不色情，最后还是领导说了算。现在中国在建立电影工业的体系，所有的政绩就是票房。所以商业电影受到天然的帮助，比如张艺谋的电影，中央电视台从一套到十二套都在宣传，《英雄》公映的时候，好莱坞电影一个月不让放……呵呵，我《世界》可做不到。

 

       问：这次你选择了香港做亚洲的首映，讲讲你对香港的印象吧。

       答：我前阵子去了好几个香港的大学演讲。我一直鼓励香港的学生，你们一定要树立香港自己的文化自信。在大陆长大的人，无形中会有一种概念，所谓地大物博嘛，就说我们是华语文化的主体，这是根深蒂固的概念。但我自己跟香港、台湾、新加坡、东南亚有了长时间的接触之后，我真觉得没有哪个是主体，大家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华语文化的概念。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四九年之后，在中国大陆是断的，但它还在香港、台湾延续下来。比如王家卫导演，大陆没有一个导演可以拍《花样年华》，因为那是四九年以前中国流行文化的延续，电影里的生活都是四九年前的流行生活。还有像中国的老电影《马路天使》，对人情世故、世俗生活、家长里短，那样熟练的描写，四九年之后就看不到了。我们突然变成一个单位、一个集体，家庭邻里的东西，啪，一下子断了。但是在香港还有，像尔东升的《新不了情》。我在油麻地散步，看到很多繁体字的招牌，那种亲近感真是血液里的。

      阿傻的星期三，睁眼就是一梦。

 

      在盖满梧桐树荫的小街上，拥有一间三层小楼的铺子：

      一楼是咖啡馆，墙壁上画满行走过的手绘地图，曾经相遇过好人们、爱人们的地方，都用自己才知道的符号标注出来；有个书架，放不公开发行的刊物和纪念册；吧台里挂着几十支试管，每个管子里都是一种叫不出名字的咖啡豆，桌上有奇形怪状的咖啡壶，圆的方的扁的鼓的，在酒精灯的昏黄光芒里，大师傅拈着试管念念有词，像是在炮制不老仙丹。

 

       咖啡馆旁边有个小间是干净的花廊，田园风格的装饰。花瓶都是厚厚的透明玻璃，或者银白的铁皮，卖向日葵，雏菊，星星点点的草花，还有各种各样的绿色植物和朴素的纸包花。阿姨穿着格子围裙穿梭其间，脚边是跑来跑去喵呜乱叫的花猫。

 

       二楼是书店，从窄窄的楼梯走上去，铺天盖地的书。一面墙是窗户，宽厚的窗台上放盆米兰，放个音箱，有听不懂语言的音乐。窗台下面的墙上钉一溜软靠背，地上一溜软垫儿，看累了，坐坐，白天有阳光洒下来，晚上有星星和灯光。

 

       三层是个阁楼，主人的地盘。斜斜的房顶这边是床，那边是书桌，床和书桌都要很大。简单的色调，有一块毛绒绒的地毯，一把漂亮的椅子。屋顶上有个田字格的窗户，偶尔有大鸟在那里敲门。

 

       带着大眼镜的师傅从咖啡试管里抬起头来一笑，是爸爸。

       格子围裙的阿姨抱着猫咪看花，是妈妈。

       书店里的音乐不时被下一首曲子打断，CD旁边手里拿着四五张碟急不可耐等着换的，是我。

       在楼梯间勤奋地穿梭上下，书架前满头大汗摆书的，是老爸老妈未来的贤婿……

 

       哈哈。应霁有本书叫《梦想·家》，换个组合，倒是符合我这白日大梦。淌着口水想想，觉得枯萎的心就好了大半。连小铺子的logo都想好了：Coffee·Book·Flower，CBF，画个圈圈，写花体~~吉祥物就用李小熊的肖像好了，哈哈……    

 

       想起今年高考作文的一个搞笑段子：我想买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