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巫山云雨》到《三峡好人》，是两个历史阶段。《三峡好人》时候的三峡工程，已经结束。整个中国从七八十年代以来，改革的大的变革格局也已经基本固定了。拍电影十年，我一直在拍一个变化中的中国，这个变化中有很多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到现在的《三峡好人》，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应该务实的时代。这个务实就是说，变革所带来的资源的重新分配、利益的消耗已经趋于完成，就像这个工程一样，留下的只有过去巨变的蛛丝马迹，你可以感觉到变化里面每个人被社会影响的程度，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或许这个完成，已经接近结束。

 

      问：人们常常评价你的电影是小众电影，你自己怎幺看？

      答：我一直承认我的电影在观受面上有局限，它不是娱乐类型，我也不期待能有一亿的票房，但它会有一个固定的观众群。比如《世界》，在中国票房只有一百五十万，但正版DVD有三十万张的销量，海外市场单是北美就有四五百万美元的收入，要看总收益，我的电影在中国肯定排前五位。而且我觉得，电影的文化作用不在于能被多少人数来左右。八十年代，《黄土地》全国只卖出一个拷贝，但它日后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那时候上海还有一部电影叫《喜盈门》，两毛钱的票，全国票房一亿多，你说它有多少人看？但是时过境迁，就没有什幺价值存留了。

 

       问：你的电影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命运，他们其实是中国的最大众，但是片子放出来，却成了小众电影，这本身不矛盾吗？

       答：不矛盾。你知道为什么吗？从今天中国观众看电影的情况来看，电影已经不是一个大众艺术了。本来电影消费应该是无意识消费，就像我买瓶矿泉水，我渴了我就买了。但是现在看电影价钱不同啊，在北京，一家三口，再加小孩儿吃点东西，就好象看歌剧一样了。票价让这个艺术已经不是很大众化了。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众在哪？中国最多的大众在哪儿？在城市之外，在小城市，在县城，在农村。但那里根本没有银幕。比如说我老家的那个县城，本来有三家电影院，现在一家变成证券市场，一家是超市，一家卖家具。不是电影无法跟大众接触，而是这个管道被切断了。再回头看看现在银幕上都是哪些人呢？中国每年生产一两百部电影，表现城市之外的普通百姓的太少太少了。说起来有些世态炎凉，今天我们走在城市里，北京上海广州，随便一个，你问问多少人跟县城、跟农民有关系？五分之三的人。大家的背景是县城，但转身，就没有人再去关心那个地区生存的人，我觉得这是非常不人道的。反过来我到有些轻视所谓城市感受，城市生活，我觉得大家既然都有农业背景，就不要装了。

 

       问：但看你电影的时候，仍然有人说你的观点太「个人化」了。

       答：其实我觉得那不是「个人化」，而是自我意识。当你作为发言者，要很真实地表达自己真心的体验，这种自我意识是艺术最珍贵的地方，也正是中国艺术里面最缺乏的。我们文化里有很糟糕的部分，不把个人当回事儿。比如我上次听报道，说这次矿难才死了两个人，这种说法太让人震惊了，才死了两个人？要死多少才够？人的事都是大事，每个个人的爱情、命运都很重要。为什幺很多年后，我们看沈从文或者张爱玲，仍然这幺热爱？因为不管在一个怎样的时代里，他们都是从私人的、个人的角度进入讲述，这是非常珍贵的。现在很多年轻导演是努力在把这样一种语感带回到我们的文化里面。但是观众可能不熟悉，因为观众已经习惯了和主流思潮一致的语态，所谓「宏大叙事」。 中国观众看完电影习惯问一句，这电影说了什幺。这种归纳中心思想的训练我们从小就在进行，但其实这样对作品的单一归纳，有悖于艺术多元性的表达。观众的习惯，还需要时间慢慢改变。

 

       问：你参加过很多国际影展，在国外的观众能理解你诠释的中国形象吗？

       答：威尼斯影展一结束，《三峡好人》我们就卖了三十多个国家，为什么卖这幺好？其实背后的三峡工程并不重要，没有人会花钱只为了看看那个国家究竟怎幺样，吸引观众的一定是电影里的情感、人性，这些是共通的。《三峡好人》讲了一个离婚的故事，一个复婚的故事，两个普通的主人公通过选择，给了生活一种自由。这些经验是人类共同的，能够产生共鸣的。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太强调东西文化的冲突了，在深层的情感上，文化是有共通的，比如生、老、病，死，比如选择。

 

       问：《三峡好人》是你第二部公映的电影，从地下导演走到现在的地上状态，对你来说变化在哪里？创作会有影响吗？

       答：关键还是我得到了应有的权力。在创作上到没有什幺影响。经常会有人跟我说，你现在不要拍这个，两年后再拍，或者你现在应该立刻拍那个，会走红，但我不喜欢这个状态。我今天心里有念头要拍这个电影，干嘛要等到两年后。当然电影会有它生不逢时的时候，但是那又何妨呢？就像人不能选择它的出生，我知道现在是文革了，我不出生啊，我等结束了才出生，哈哈，那不可能。该出生就出生，那是他的命运。电影拍出来，叫好也罢，和市场有距离也罢，那也是它的命运，顺其自然。导演真的不要有太多算计，纯洁一点，天真一点。

 

       问：这样的天真会不会带来一些困难，现实上的？

       答：会有困难，现实上的。一方面是自己的，我有很多题材是艺术和商业结合得非常完美的，但现在就是不想拍，现实给我的呼唤很强，总是把计划放在后头。外来的阻力就更大了，我九九年被电影总局禁拍，零三年才解禁，四年。

 

       问：禁拍是什幺状态，真的不能拍吗？

       答：可以拍，但是不能放。就算拍，状态也不会好。你知道拍电影是一个需要调动许多资源的工作，比如说我要拍这条街，我可能要封这条街，就要跟派出所和交通部门打招呼。他们问你是哪个制片厂的，你的拍摄令呢？……你是非法拍摄啊，所以很多事情都做不了，那段时间真的很痛苦。

 

       问：那怎幺办呢？没法拍想拍的题材的时候怎幺解决呢？

       答：我觉得还是想拍就拍……（笑）。大环境的改变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它很不正常，太不正常了。像今天文学和绘画基本上还能做到表达自由，但是电影很严格，甚至很多电视剧要是换成电影都根本不能拍，一定通不过。比如我看过一个电视剧写一个煤矿工人，下岗多年，发不出工资，好不容易过年发钱了，又给抢了。呵呵，这样的题材要换成电影，没人让你拍。而且中国电影没有分级制度，只有青少年保护法，暴力和色情都不让拍。但如果换一个美学的角度来理解，电影作为一个大众媒介，最重要的支柱就是「暴力」和「色情」，如果没有分级制度，电影的空间太小了。

 

       问：但是在公演的电影里，有些也能看到暴力和色情啊。（记者脑中浮现夜宴…… ）

       答：问题就是这里，什幺是色情，什幺是暴力，我们没有标准啊。有些电影不脱衣服也可以拍得很色情，我就能拍（笑）。色情不色情，最后还是领导说了算。现在中国在建立电影工业的体系，所有的政绩就是票房。所以商业电影受到天然的帮助，比如张艺谋的电影，中央电视台从一套到十二套都在宣传，《英雄》公映的时候，好莱坞电影一个月不让放……呵呵，我《世界》可做不到。

 

       问：这次你选择了香港做亚洲的首映，讲讲你对香港的印象吧。

       答：我前阵子去了好几个香港的大学演讲。我一直鼓励香港的学生，你们一定要树立香港自己的文化自信。在大陆长大的人，无形中会有一种概念，所谓地大物博嘛，就说我们是华语文化的主体，这是根深蒂固的概念。但我自己跟香港、台湾、新加坡、东南亚有了长时间的接触之后，我真觉得没有哪个是主体，大家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华语文化的概念。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四九年之后，在中国大陆是断的，但它还在香港、台湾延续下来。比如王家卫导演，大陆没有一个导演可以拍《花样年华》，因为那是四九年以前中国流行文化的延续，电影里的生活都是四九年前的流行生活。还有像中国的老电影《马路天使》，对人情世故、世俗生活、家长里短，那样熟练的描写，四九年之后就看不到了。我们突然变成一个单位、一个集体，家庭邻里的东西，啪，一下子断了。但是在香港还有，像尔东升的《新不了情》。我在油麻地散步，看到很多繁体字的招牌，那种亲近感真是血液里的。

      阿傻的星期三，睁眼就是一梦。

 

      在盖满梧桐树荫的小街上，拥有一间三层小楼的铺子：

      一楼是咖啡馆，墙壁上画满行走过的手绘地图，曾经相遇过好人们、爱人们的地方，都用自己才知道的符号标注出来；有个书架，放不公开发行的刊物和纪念册；吧台里挂着几十支试管，每个管子里都是一种叫不出名字的咖啡豆，桌上有奇形怪状的咖啡壶，圆的方的扁的鼓的，在酒精灯的昏黄光芒里，大师傅拈着试管念念有词，像是在炮制不老仙丹。

 

       咖啡馆旁边有个小间是干净的花廊，田园风格的装饰。花瓶都是厚厚的透明玻璃，或者银白的铁皮，卖向日葵，雏菊，星星点点的草花，还有各种各样的绿色植物和朴素的纸包花。阿姨穿着格子围裙穿梭其间，脚边是跑来跑去喵呜乱叫的花猫。

 

       二楼是书店，从窄窄的楼梯走上去，铺天盖地的书。一面墙是窗户，宽厚的窗台上放盆米兰，放个音箱，有听不懂语言的音乐。窗台下面的墙上钉一溜软靠背，地上一溜软垫儿，看累了，坐坐，白天有阳光洒下来，晚上有星星和灯光。

 

       三层是个阁楼，主人的地盘。斜斜的房顶这边是床，那边是书桌，床和书桌都要很大。简单的色调，有一块毛绒绒的地毯，一把漂亮的椅子。屋顶上有个田字格的窗户，偶尔有大鸟在那里敲门。

 

       带着大眼镜的师傅从咖啡试管里抬起头来一笑，是爸爸。

       格子围裙的阿姨抱着猫咪看花，是妈妈。

       书店里的音乐不时被下一首曲子打断，CD旁边手里拿着四五张碟急不可耐等着换的，是我。

       在楼梯间勤奋地穿梭上下，书架前满头大汗摆书的，是老爸老妈未来的贤婿……

 

       哈哈。应霁有本书叫《梦想·家》，换个组合，倒是符合我这白日大梦。淌着口水想想，觉得枯萎的心就好了大半。连小铺子的logo都想好了：Coffee·Book·Flower，CBF，画个圈圈，写花体~~吉祥物就用李小熊的肖像好了，哈哈……    

 

       想起今年高考作文的一个搞笑段子：我想买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山西来的韩三明站在三峡即将拆迁的小县城，茫然四顾，头顶一缕黄发的摩的小青年拦住他。

    “去哪里？”

    “喏，这里。”

    “奉节县青石路5号？”

    “对。”

    “五块钱。”

    “三块钱吧？”

    “这里都是五块钱。”

    “好，走。”

     ……

     摩的在茫茫江水边停下了。

    “到了。”小青年吆喝一声。

     韩三明下车，看着脚下的山和眼前的水，愣了一会儿。

    “哪个是么？”

    “喏，前面，那个有草的坡坡。”

     韩三明望过去，一片辽阔的江水中央，一块几米见方的小土坡。

    “咋地没了么？”

    “三峡工程，你没看新闻啊，整个县城都淹了。”小青年说得兴奋，“我家，就在那里——”他指着水中间一根凸出的铁杆。

    “那人呢？”

    “都散了，搬走了么。”

    “搬去哪里了？”

    “哪里都有，广东，辽宁，哪里都有。”……

    

     这是贾樟柯导演的新作《三峡好人》，英文名叫Silent Life。一个煤矿工人韩三明从汾阳来到奉节，寻找他十六年未见的前妻。两人在长江边相会，彼此相望，决定重婚。一个女护士沈虹从太原来到奉节，寻找她两年未归的丈夫，他们在三峡大坝前相拥相抱，一只舞后黯然分手，决定离婚。导演在影片介绍的最后说：“老县城已经淹没，新县城还未建好，一些该拿起的要拿起，一些该放下的要放下。”

    

     导演专注的镜头对准了每一个在三峡来来往往的普通人，工人、混混、妓女、船工、孩子，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负担着巨大变化，然而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变化中自娱自乐，正常生活着。

     来来往往的船只上是大声打牌、叫骂、调笑的男男女女，身旁安静的包裹才流露出一点漂泊的痕迹；

     残破的工地上是县城男孩津津有味吼着的《老鼠爱大米》和《两只蝴蝶》，节奏分毫不差，连颤音和尾音都模仿得唯妙唯肖；

     一息尚存的砖房里，小混混学周润发学得如痴如醉，烟要用报纸点着抽，讲话要微举手距离眼睛一米，坏笑，喊“大哥罩着你！”

     一块两毛钱一天的客栈里，阿姨面无表情地走进来：“要小姐么？……少妇？”对面只剩一面墙的危楼上，四个女人鱼贯而出，站成一线，朴素的穿着，夸张的姿势。

     砸墙的活是一天五十块，男人都在干。

     打群架也是一天五十块，小青年蜂拥而去。有些人流着血回来了，也有些没回来。

 

     贾樟柯镜头的真实让我几乎难以承受，不是残酷，那只是我们每天都在过的生活，裸露背脊上的苍蝇，听得见钝响的拳脚，它平凡得甚至丑陋。没有伟大的牺牲，没有壮烈的奉献，没有戏剧化的英雄，没有矫情的眼泪，只有淡漠的表情，和很俗的笑。感觉像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从镜子里，看到自己久违的老脸。这张不施粉黛的脸，连我们自己都忘了如何面对，贾樟柯却给了他英雄一般的注目礼。

 

     这是一个三峡的故事。和宏大叙事里的伤春悲秋不同，县城里的每一个人，波澜不惊地适应着变化，生活仍然继续，仍然精彩。

     这也是一个完结的故事。三峡蓄水，什么都变了，什么也都该结束了。

 

     两千年的古城只用了两年拆掉也好，水下埋着多少祖祖辈辈男耕女织的痕迹也好，今天的江面，已经平静得看不出一丝痕迹。

     最后的地界上，爆炸、坍塌仍在继续也好，乡里乡亲恩怨热闹不肯罢休也好，墙上赫然画着的156米淹没水位，高高悬挂在每个人头顶，已经无从逃避。

     举家迁移也好，妻离子散也罢，三峡的男人喝完手里的酒，跟着三明，去了遥远的地方那每年死十几个人的煤矿。三峡的女人去广东，“总要有个决定。”

 

     “决定”，是贾樟柯无论戏里戏外都在不停强调的词。

     “我拍电影十年，一直在拍这个巨烈变化中的社会小人物的生活、状态，社会物质的巨大进步，他们付出了最大的成本，但没有人看到。十年之后，我拍《三峡好人》，三峡蓄水了，古城淹没了，变化也该完成了。再去想这个变化本身没有意义，再去讨论三峡没有意义，它已经在那里了，永远不会复原。应该更务实一点，一切都完成了，应该有新的决定了。”

      

      韩三明说：以后想起十元钱上的风景，就想起你们。

      夔门奇景不再有，白帝彩云何处寻。三峡，终究尘埃落定。

 

      中国，是不是也该尘埃落定了。

 

      想起《世界》结尾的一句话：

      我们是不是死了？

      不，我们才刚刚开始。  

筠子 《春分》

词：高晓松  曲：朴树

 

谁听见海里面 四季怎样变迁

谁又能掀起那页诗篇

谁能唱 谁能让怀念停在那一天永不改变

像是一根线 拽住风筝那头的童年

 

谁哭了 谁笑了 谁忽然回来了

谁让所有的钟表停了

让我唱 让我忘

让我在白发还没苍苍时流浪

 

我是一根线 串起一段一段的流年

 

来啊 来看那春天 它只有一次啊

而秋天是假的 生活多遥远啊

你不要 不要脱下冬的衣裳

你可知 春天如此短 它一去就不再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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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陌生人的Blog上看到一个签名档：“找一个人说话，找一条路回家。”不行了。。。

     发生在中缅边境的滇西战争，也许是抗战历史上，排名数一数二的惨烈战争。

     于是采访那个年代的老兵，成了极困难的事。六十年过去了，惨烈战争后幸存至今的老兵，已经真是寥寥可数。同时因此，对他们的采访更为沉重，和艰难。

     在通向广州的列车上，我千百遍地阅读抗战书籍，千百遍地想象我可能遇到的悲惨叙述，千百遍地想象遥远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没有闻到过的战场上的血腥气味。而真正见到梁振奋老人，近九十岁高龄的老人谈起那场战争时的眉飞色舞，和谈起那些我没有想象到的苦难时的悲伤，我才又一次发觉，历史可以被歪曲成什么样子，而我们又可以堂而皇之地愚昧成什么样子。

 

     1942年，梁老是广州一个普通的十八岁的学生，学习机械化，当年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一军（即后来孙立仁将军领导的新一军）招收抗日学生兵，自称是“愤青”的梁老义无反顾报了名。自此跟从孙立仁麾下，在大西南征战三年，直至日军投降。后新一军被“调回”东北，名义是收复日军退出后的沦陷区，实际是国共内战的打响。全不知情的士兵们欢欢喜喜上了东北，却发现不是收复，而是自相残杀，梁老也在其内。军令如山倒，学生兵的他们于是在东北继续战斗，直至1948年10月，国民党投降。

     也许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国民党的老兵”，解放之后，会有什么境遇。但也许没有人能真的明白他们的心情。

 

     梁老讲了三个小时，这里不多说，只写一段，采访结束时，梁老说的：

     “1942年到1948年，我追随孙立仁将军七年。参加内战是我一生唯一的一点遗憾，和痛苦。但是跟随孙立仁将军打鬼子是我人生最辉煌的时候。这一生的经历，我不后悔，我不后悔。我对得起民族。我要把我的经历告诉后人，政党之间怎么争，与我无关。不管是哪一党，哪一派，这段历史，都是绝对不应该遗忘的。历史，应该有公正的一天。”

 

     抗日战争过去六十年了，如果我们的国家到现在还不能为当年战场上百万的战士追魂、正名，如果我们的国家到现在还让这些幸存的英雄，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从没有一分钱抚恤金地苟活在最贫穷的农村，我们，真的，有什么资格去骂日本参拜靖国神社？

     这些当年亲手打败了鬼子的英雄，今天爬在最底层的中国，面对日本神坛里鬼子的冷笑的时候——那个最响亮的耳光，狠狠打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脸上。    

     星期三的博客总是要记一些流水，最适合加班。题目是最近这些日子发生在我身边一些美好的事情，记下来，提醒自己别忘了。

     不过这个星期三的博客，还是很不幸地记到了星期四。。。。

 

  * 流浪歌手

     两周以前的周六晚上，在深圳街头闲逛，在地铁站口遇到一个流浪歌手。和街头常见的他们一样，他长得很普通，背一把破破烂烂的吉他，器材倒是挺专业，面前竖着个麦克风，身旁还有个大音箱。沙哑的"披着羊皮的狼"从破音箱里吼出来，很有点恶俗版信天游的味道。和街头常见的他们不一样的是，小伙子挺开朗，笑眯眯地把吉他包打开放在地上，里面扔了些硬币，上面贴个纸条：“免费点歌”，还贴了一长串的点歌曲目。唱完一首歌，他还不忘跟“观众”聊上两句，热热场。观众真不少，五米开外已经关门的银行台阶上，竟然陆续坐了一排“观众”，很多是年轻情侣。旁边卖桃子卖地瓜的大叔大婶也不做生意了，偏个头眯个眼就全神贯注地听着。

     坦白说，小伙子唱的不怎么样，在街头常见的他们中，也就算是个平均水平。但月夜下一个还算车水马龙的路口，小小空地上，竟然聚集了面孔欢乐的这样一群歌者和听众，那神奇的氛围好像有种“场”一样，吸引得我不能走了。

     于是我拣个角落，一盘腿也坐了下来。

     小伙子的歌是越唱越恶俗了，两只蝴蝶都飞上来了。我环视四周，身旁一对小情侣也不听了，转而窃窃私语，几十秒后，mm突然冲了上去，歌声嘎然而止。mm和小伙子耳语几句之后，两人笑着冲“台下”的gg招手。gg走上“台”，小伙子把吉他交给他，就笑眯眯地站在一边。mm回到台阶上，gg背上吉他腼腆一笑，就冲着mm深情地开始唱：“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

     台下一片掌声，旁边经过不明就里的路人瞅瞅唱歌的gg，也顺手扔下几个钱。gg冲一旁的小伙子笑笑，继续唱歌。

     这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街头卖唱……

     我听着那分明是在校园里才能听到的声音，看着眼前分明是在校园里才能看见的场景，而仅仅几米外，是汽车、喇叭、高楼、嘈杂的人声、甚至不是很远的地方高声叫骂的声音。心里的感动，像水一样。

     总说中国人越来越焦虑，在这里分明看到连卖地瓜的大婶都笑的像花一样；总说中国人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在这个以抢劫欺骗闻名的地方，分明看到陌生人相互毫无隔阂的笑脸和交流；总说中国人没有社区文化，在这个最年轻的、最被叫做是没有根的城市，分明看到随时随地都在自发形成的“和谐”的小社区。

     我庆幸这个晚上逗留在深圳的街头，我庆幸自己毫无理由地来到这个陌生的地铁站。也许这是偶然，但我真愿意相信，这是年轻的深圳的魅力，也会是我们的希望。

     

  *  桂花

      还是深圳。呵呵，也许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深圳就要代言我眼中祖国大陆的形象了。

      一周以前，去深圳采访一个未果的游行。因为未果，所以采访未遂，于是顺路去了传说中的“物质生活书吧”。这里被很多人称为深圳的文化地标，尽管很多深圳人也是只闻其名不见其形。书吧是深圳电台曾经的一个主持人开的，地方果然偏，但感觉很好。落地玻璃，满屋的阳光、绿色植物，三三两两的书架和桌椅，精心而不露痕迹的设计营造了一个上好的读书空间。感觉相似于上海的汉源，虽然还逊色少许。

      在窗边坐下来，准备看书。黑色裙子的mm手里拿着茶单，安静地走了过来。

      ……“桂花茶吧。”我眼睛一亮，心里飘过一个远方的身影。

      这是第一次，我见到桂花泡的茶。晶莹剔透的壶里，层层叠叠的鹅黄色小花瓣安静躺着，略一靠近，已是芳香满怀。呷一口，极淡的清甜，却是唇齿留香，沁入心田。我手中握着小小的茶杯，心里满是欢喜。

      家乡有许多桂花，农历八月的时候开放，街上到处飘着甜香的味道。初中时，好友家里园子种了几棵，每年桂花开时都要采来送我几包，我装在文具盒里，书包里，衣柜里……那些甜甜的秋天回忆，真是一直都忘不掉。后来就这样迷迷糊糊，一路南下，直到在珠海的冬天看到桂花，广州的秋天看到桃花，香港的夏天看到迎春花的时候，我才有点悲伤地发现，懵懂之间的这些年，江南的味道，已经被我大大咧咧地丢掉太多了。找也找不回来。

 

       祝愿上海的桂花和她的小熊好，我因为想起美丽的你，选了这壶茶，也感谢你，让我又闻到童年的味道。

 

  *  书架

      yeti说书架是个魅惑的词。我怎么没想到，不然就可以给我的新书架加一条必买的理由了。：）

      继“懒人沙发＋书架”的闺房梦想在四个月前被实现之后，这个梦想至今，已经迅速地扩充为“懒人沙发＋大书架”。

      周末去吉之岛搬回一个新书架，和原来的并排靠墙放好，塞在房间各处的书立刻向找到组织一样，紧密团结上去。然后调动一下房间的布局，用一张亚麻地毯隔出一个阅读空间。新加入了一个大成员的房间，竟然还显得更大了！满足。。。。

 

  *  街心公园

      中秋后的第二个晚上，和wz同学在家门口高楼大厦的缝隙里发现了一个街心公园。

      其实一早就发现了，从家的窗户里望下去就是，和我们隔一条马路。但四五个月后才第一次走进去，顿时发现错过了很多浪漫呐。

      小时候大陆曾经有部港片很流行，《大时代》，我一直对片子里周慧敏和刘青云谈恋爱的情形念念不忘。夜晚的一个小公园，两个秋千，两人一边一个，聊天，看星星，看月亮下对方眼里闪动的光彩。

      原来这样浪漫的场景，并不遥远的，就在家门前，几步而已。

      楼下的公园也不大。在秋千上轻轻摇晃，仰头是明月，树影，画一样安静。远处的霓虹还在若隐若现，但几步之间，这仿佛已经是另一个世界。呵呵，香港，又多了一条让我欢喜的理由。。。      

     话说欧洲有个电视台，最近新开了个电视节目叫做“宇宙连线”，节目信号直接发送到遥远的大熊星座，目标观众是可爱的外星人。节目的男女主持人全裸上阵，耐心地给外星人讲解地球人的身体构造，地球风光，和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节目每天播出两个半小时，用德语、法语两种语言。参加节目的科学家们，还对外星观众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你们制作的‘麦田怪圈’，请来访问我们时，打一声招呼！”

 

     话说俄罗斯和格鲁吉亚正台上台下斗得不可开交，制裁、封锁、人质之类的词汇新闻曝光率甚高。一向不怎么关心国际时事的美国人，某日上网看新闻，突然看俄罗斯对一个叫做Georgia（格鲁吉亚和美国乔治亚州同名）的地方实施封锁，困惑不已普京的军队是怎么开进了美国的乔治亚州。美国网民纷纷愤怒地留言：“俄罗斯军队在亚特兰大干什么？”“我需要答案，真见鬼。”“俄罗斯人滚出美国去！”“这确实太可怕了，上帝保佑，让他们离开。”“美国南部现在处境不妙。”“这难道是说，佐治亚人已经卖身给共产党人了吗？给他们来个核打击吧！”

 

     话说正值十一黄金周，中国各媒体纷纷主旋律报道祖国生日全民旅游盛况，你说你那里人流突破了历史高峰，我说我这里旅行社订票空前紧张，说来说去焦点只有一个：人数。新闻，新闻最重要的是什么，是angel!同样的题材，一个好的角度，就可以妙笔生花，起死回生。几天前随意翻起《新京报》，不由叹服，写北京游人如织，人家的角度就是好啊：“天安门三天清理垃圾百余吨 是平时的二十倍”……

    

     话说一个老美，不远万里来到广州和中国人民交朋友，来了每没两天就丢了钱包、护照、信用卡，落魄之余拿出贴身藏着的最后一张银行卡去ATM取钱，结果被吞卡了。老美怒砸ATM机，警车随即呼啸而至。老美因为“破坏公共财物”被判半年徒刑、驱逐出境。在法庭上，老美还深情地说：我不想离开中国，广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就想不明白了，为啥我们美丽的城市总要让那些可怜的老外丢护照丢钱包呢？

 

     话说意见领袖们又对最近中国的电视荧屏不满意了。最新消息，广电总局计划推出法规，限制涉及婚外恋题材的电视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总说婚外恋，多伤感情啊。导演们叫苦了，不说婚外恋，我们能说什么？前年你不许警匪动作剧进入黄金市场，今年初你整顿古装连续剧，现在连家庭伦理也要插足，难不成我们都要去拍儿童片？前两天有同学考公务员，我问他考哪里，他说广电总局或者文化部，为什么，因为比别的政府机关忙，符合年轻人的性格。

     看看人家的calendar就知道人家忙了：去年九月，禁止“港台腔”；今年二月份，叫停电视“真人动画片”；二月份，禁演《断背山》；四月份，公布条例限制国外媒体进入；六月份，禁播《达芬奇密码》；七月份，禁播同性恋题材韩片；八月份，限制外国动画片的播出时段；九月份，计划管制网络视频，禁止“恶搞”。。。

 

     看新闻时常常无比惊讶这个世界的创意。比如“广州大学城万名大学生集体宣誓——拒绝传销”，比如“辽宁41个女教师为得福利集体离婚”，比如“公安部展开大规模寻刀行动，三个月收刀157万把”……

     现实永远比小说更精彩。每天早上一睁眼，迷迷糊糊，还真觉得自己醒错了时代。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越人歌

     一首爱慕的歌，青女为她面前的王子唱，王子为他心里的婉儿唱。这个婉儿，先是成了他的母后，继而成了他的舅母。

     一首寂寞的歌，可以唱给谁听，谁又能懂？王子对婉儿说，一个人不会懂另一个人，懂了，就不寂寞了。

 

     王子不懂婉儿，他不懂自己心爱的这个娇媚少女，为什么成了父王的女人，为什么又甘愿嫁了杀死父王的叔叔。

     青女不懂王子，她以为天天夜夜地爱着他，为他唱起那支哀伤的越人歌，王子就可以不寂寞。

     婉儿不懂叔叔，她不懂一个阴狠的帝王，为什么还要饮下已经败露的毒酒，跌倒在自己面前。

 

     青女死在王子的怀里。王子死在射向婉儿的毒刀下。而叔叔喝下婉后敬的毒酒，只说了一句话：你敬的酒，我怎么能不喝？

     婉儿最后死了，人们说她死于欲望，但谁又知道，她其实死于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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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宴》是冯小刚的一个野心。野心太大了，就会驾驭不了，就像婉儿。

     夜宴在香港开席的日子，我天天唠叨，要去看要去看。不因为这是大片，而因为这是冯小刚的大片。从《十面埋伏》到《无极》，我像每一个中国影迷一样对国产大片无比失望，并且，在那些华丽的画面和庞大的声势里，我一厢情愿地把这种失望归因为导演的态度问题。我以为，只要不把商业片的观众当作白痴糊弄，中国没有道理拍不出好看的大片。于是我万分期待着以草根情怀著称的“商业电影”导演冯小刚。

 

     当夜宴散场，观众三三两两地离开，我坐在座位上听和电影气氛极不协调的海豚音，一直到最后一个莫名其妙的音节消失，才明白也许我还是高估了我们的导演。

     我看到冯小刚使出吃奶的力气用心地讲故事，所以有几场戏相当精彩，比如殿堂之上，婉儿完成从皇太后到皇后的身份转变那场戏；比如章子怡和葛优短兵相接的好几场戏分。我也看到冯小刚歇斯底里地为这部大制作渲染气氛。隆重得让人屏住呼吸的场景，华丽精致到极点的服装，冲击力强烈的暴力镜头，还有充满中国式古典悲剧情怀的舞蹈。

     冯导，挺认真的－－同学看完夜宴半天，冲我挤出这句话。但是认真，并不代表他就真的能驾驭。看完《夜宴》，我才明白，大片导演的问题，不是态度，还是实力。

     

     冯小刚精心设计了每一个庞大的故事和场景，但组合到一起的时候，它们失控了。

     导演过分突出了主角，观众于是看到一个单纯得呆板的周迅，一个莫名其妙的黄晓明，一个毫不出彩的老戏骨马精武，一个稍显迟钝的吴彦祖，所有的笔墨被堆到章子怡和葛优的身上，结果他们的缺点被放大了。

     导演过分强调场面，却没有注意协调。于是画面上充斥着血肉横飞的暴力镜头，群殴、酷刑、自杀，但除了暴力，观众感受不到别的情绪，大部分打斗场面对戏剧情节的发展毫无促进，而且严重破坏了故事背后情绪的连贯性。为什么一定要用牵强的动作场面来表现暴力？如果没有更好的创意，一句话的狠毒足以超过十分钟的血腥镜头。如果只是为了砸银子让观众看到视觉冲击，那砸错地方付出的代价就是，观众的情绪被打断了。如果让观众在看戏的时候感觉到别扭，或者干脆被抛离出戏剧氛围，情绪被断开，那这一点，对任何一部电影，已经是致命的硬伤了。

 

     陈凯歌在这一点上完全失败。冯小刚鞠躬尽瘁，但仍然没有做到最基本的连贯，这一次，真的是实力有限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实力问题毕竟好过态度问题。换一个角度，我们也许低估了商业大片的难度。导演文艺片可以像创作艺术品一样依靠思想和灵感，但导演一部商业大片就像驾驭一个商业企业，不仅要面面俱到还要不露痕迹。中国的艺术家已经有不少国际知名，但是民营企业家努力了十几年依然在全球化的冲击里步履蹒跚，这样比较的话，对商业大片的导演们，骂归骂，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宽容一点。

 

心之所安即为闲__欧阳应霁专访

2006.9.30 

        二零零三年开始，中国大陆的书店里开始出现一系列装帧精致的生活类书籍，《回家真好》、《半饱》、《寻常放荡》、《设计私生活》……作者记录生活里点点滴滴的智慧和技巧，文字与照片相互穿插，看似随意却极具匠心，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占据各大书店的畅销排行榜。自此，封页内一个穿白T恤的香港男人开始进入国人视野，并迅速成了年轻潮流群体推崇的生活导师。

       他是欧阳应霁。雨过天晴是为霁，欧阳应霁在个人介绍里这样定位自己：“一个不甘心因此也不容易被标签定位的创作人。时而涂鸦漫画荒谬奇情一心造反，时而登堂入室访亲会友大做文章，或者驻守厨中舞刀弄叉饮饱食醉，或者离家出走天南地北浪荡终日。”

       不拘一格、灵感四溢的文字和设计，成为一种独特的应霁风格。这个因为对各种生活细节和潮流孜孜以求而受到国内新兴“小资”阶层追捧，被奉为休闲生活大师的香港人，却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我对主流很悲观，其实休闲真的不在于去哪里，玩什么，休闲是种心灵的力量。” 

        你的书在中国大陆卖的很火，很多年轻人都把应霁看作他们的休闲榜样。你自己是怎么界定休闲二字的？

        休闲其实是很本能的对生活的一种要求。因为忙的状态太多，所以才有休闲的需求。但如果别人觉得我是很懂休闲的人，那就真是误读了。我其实是喜欢工作的，我觉得工作要认真，要尽量做好，然后才是安心。安心的状态，就是休闲。休闲给我感觉是这样一个过程：忙忙忙……乱乱乱……然后搞定了，那一刻，那一秒，啊……是最闲的。可能下一秒，就要进行另外一个工作。每个人的休闲其实都会不同，重要的是一种态度。如果只是为了一个强烈的目的，为了休闲而去休闲，它就反而变成一种负担，就有一点麻烦了。因为比如旅行，不一定就是快乐的，也许会遇到更多矛盾和冲突，也许并不能很放松。休闲不仅是个行为上的东西，它是个态度上的主动。 

         讲到休闲这两个字，说说你最先想起的三个中国人，三个中国的城市？

         三个中国人。一个是我蛮欣赏的台湾画家郑在东。他是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比我大十岁左右吧，他是很典型的那种生活在现代的古人。他也喜欢游山玩水，收藏小东西啊，古玩啊，也在画画而且画卖的很好。他很清楚知道自己工作的着力点在哪里，是用玩的状态来养他工作的部分。我觉得这就是最精彩的。
        另外两个人是无法真正认识的，一个是老子，另一个是林语堂。老子是中国“闲”的老祖宗了，他思想的任何一句话到了现在，都是一个独立的想法。跳过几千年是林语堂，跟我们比较靠近，我们还可以到台北的阳明山去看他的故居呢。我最近常常要上山去看他，每次去故居坐坐，心情也好。也常常反反复复看他的书。他没有张爱玲那么锐利，那么有戏剧性，但是他的生活里有一种贯通的智慧。其实林语堂一生也完成很多事情，翻译家、教育家、发明家，他发明了中文打字，还编字典……这是多忙的一个人，但他又好像是这个世纪最闲的一个人。所以他生活里头的那种张力，那种包容，我觉得简直是偶像。
        不过你说哪三个中国城市让我想起休闲，我想来想去，只能想起哪三个城市不算。——杭州，成都和丽江。（记者汗。。）因为这三个城市你去到，你会太自觉要去休闲，休闲成了潮流，被模式化了，这种强烈的目的我觉得就和休闲很违背。      

         那闲字其实很难得。对于一个老百姓，你觉得闲，应该怎样去获得？举个例子，比如上海人工作一星期，周末选择去杭州喝茶，这个算是休闲吗？

        这当然是，这是工作的一种调节。但是我觉得如果要真正去了解休闲、工作、生活，我们的状况还是太坏的。我们还是陷进在一种很浮躁、很焦虑的状态里。坏如何可以改变？我是相信革命的。这个革命要颠覆很多东西。首先是个人，你要问自己这辈子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不一定说你把工作辞掉就是这个革命的完成。这个革命是要你改变生活的态度，甚至包括你的饮食习惯，你的衣着的选择，你住什么地方交什么朋友，完完全全很彻底。换个说法，比如你可以采取一种绿色的，新生活的状态。当然也要看各人性格决定。一说到这里，就不是大家理解的闲了，就是有一点暴烈的行为。我自己有这样的冲动不过没有这样的能力来马上进行革命，所以我觉得不如把那个能量变成自己工作上的投入，让自己现在的工作成为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这种革命是指，不要被生活驾驭，而去驾驭生活吗？

         我也不敢说要驾驭生活，但我觉得要争取对于生活的主动权。比如97年开始我没有正式上班，以个人的身份或者很小的团队来工作，特意把自己边缘化。这个感觉好比站在舞台的边上，而不是中间。因为在边缘，你实际上就有另一个最大的空间，并且灯光暗暗的，你可以做很多离谱的事情。如果在中间那一点，大家都看着你，你也许得到最多的掌声，但是没有用，幕总是要落的。        

        你说要脱离主流，是因为主流会扼杀很多，让人没有办法进入真正的“闲”？

        对，因为主流是什么？主流就是利益，就是这个“$”。主流里的休闲是怎么样，是有组织有利润的，比如集体旅游，所有一切都安排好，为什么安排呢，因为有价格、利润、有交易。虽然主流是天罗地网地存在，你不可能真正逃离，但某些事可以妥协，有些部分还是可以去争取啊，还是要清楚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我比较佩服那些尽量争取大部分时间，工作，不在主流，不在“气场”的生活。或者起码是一部分时间可以脱离“气场”，这样你可以保留创作者的独立的观点和能力。

         你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进入这样一种边缘状态？

        和媒体访问开始。（笑）因为你问啊，我就想该怎么回答……开玩笑的，是在商业电台工作了十年之后吧。那里有很棒的同事，也是一段很精彩的时间，半个娱乐圈嘛，所以很快看到台前幕后的真真假假。看到了真实的生活，才开始问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东西，开始尝试脱离。这就是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啊，已经十年了。。再下一个十年，啊，就要退休了。。     

        有没有想过退休之后去哪里？不在香港吧？

        不一定啊，真的不一定。我常常说对喜欢旅行的人，如果你真正懂的话，留下来，也是一个旅行。所以十年后真的一直呆在香港也不一定，因为如果你问我对香港有多了解，我会马上立刻脸红…… 

        刚刚经过楼下的时候，我看到这里旁边有家好古老的店，以前都不会注意。

        对对，如果我不在这里，可能就不知道香港有这么古老的小店。在中环这种地方，一家这么破旧的店和一对老夫妇在生存。这也是精彩的，这就是生活在里边。鸡蛋啊，什么小东西啊，我都会找个理由去那里买。跟老伯聊聊天啊，聊这样一种街区的生活，那一分钟、两分钟，你觉得自己在做一个最有意思的事情。买东西也不是为了要让他们继续可以维持下去。那个房子最后老了会倒，那个老伯老了会走，他下一代肯定不会接着下去了。但有些事情，有些东西注定有他生存的一个过程，没法强求。既然现实已经很残酷了，为什么不换一个乐观的角度去看。就像香港，我生活了几十年，但我怎么能说对这里已经认识透彻了，已经死心了？对我来说，休闲的状态，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的。家里、椅子、床都可以是最好休闲的地方。去楼下7－11也可以是一趟旅行。因为休闲的力量应该是在心里，老实说大家有时太在意环境了。       

        会有孤独的感觉吗？

        孤独不是坏事，对我完全不是沮丧。我蛮享受孤独的时候，真的很过瘾、很开心。有时候我是故意争取自己孤独，反而担心的是，自己内心没有孤独的能力。人需要很完整才可以孤独，要有孤独的本钱，这个是需要时间反反复复积累才可能有的。很多人都在反复实践了，所以我们该看看前人记录的东西。哪怕是一厢情愿的回忆。 

        你最欣赏的生活态度是怎样的，用几个词来形容的话？

       恩，我觉得是三点，努力工作，认识有趣的人，做有趣的事。努力是本，要从个人出发，不是为了完成别人的期许。。（此处省略200字。欧阳同学逻辑混乱中。。）

     翻开朋友们的Blog，快乐的不多，忧郁的不少。

     转头看看自己七零八落连忧郁都来不及整理的混乱生活，只能出口长气。

     国庆节的第二天，MSN上清冷一片，连应霁都说他对生活有点绝望。

     季节性忧郁，季节性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