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交
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已是万念俱灰。对自己往昔的政治生涯持深刻怀疑的他，真的写起诗来。他一做诗，便感吃力，便想起作诗比说话还要利索的张伯驹，便要自语道：“这对夫妇如今安在？怕也要吃苦受罪了。”父亲的诗，绝句为多，都是信手写来。树上的麻雀，窗外的细雨，炉上的药罐，外孙的手指，他都拿来入诗，惟独不写政治。一个搞了一辈子政治的人，由政治而荣，因政治而辱，而最终超然于政治之外。我不知道是应为他悲伤，还是该向他祝贺？1969年5月17日父亲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时，我正关押在四川大邑县刘文彩的地主庄园。一年后，我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罪犯，从宽处理：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狱中产下一女，遂押至苗溪茶场劳改。苗溪茶场地跨天（全）芦（山）宝（兴）三县。那里与我同在的，还有一个在押犯人，她叫梅志（胡风夫人）。我站在茶园，遥望大雪山，觉得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十年后，我丈夫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被宣布：无罪释放。宣读时，我无喜无悲，宣读后，我面对一纸裁定书和满屋子公检法，拒不说感谢之类的话。因为我觉得是他们长期亏待了我，有什么可感激的？我穿着监狱发的那件最好的玄色布袄布裤，回到北京。我从拥挤不堪的火车车厢慢慢移出，月台上十年未见一面的女儿，亲睹我的丑陋憔悴，吓得躲在我姐姐背后，别人拖也拖不出来。为庆祝我的无罪释放，也为欢迎我回归故里，母亲将晚餐定在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的是涮羊肉。切成片的又薄又嫩的羊肉，红红亮亮规规正正地横卧在洁净的青花磁盘里。我仿佛有一个世纪没见过没吃过酒席了。看着围坐在我身边的至亲至友的兴奋面孔，我很想说点什么，但我什么也说不出；至少我该笑一笑，可我也笑不出。幸亏在亲友当中有个老公安，他以极富经验的口吻，低声解释道：“关久了刚被放出来的人，都不会说笑。以后会好的。”谢谢他的理解，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吃东西了。我的那双红漆木筷，千百遍地往返于肉盘与火锅之间。我一个人干了六盘，每盘的羊肉片重小四两。“小愚吃了一斤八两（老秤说法）！”不知谁报出了数字。这个数字把全场震了，也让我笑了，当然是那种傻吃后的傻笑。我想，这时和我一起高兴的，还有我的母亲。可扭脸一看，她正用餐巾抹去堕出的滴滴老泪，而她面前的那盘羊肉，纹丝未动。这一夜，母亲和我和我女儿三代，共眠于一张硬榻。女儿上床后便昏然大睡。我与母亲，夜深不寐。这一夜，我要问清十年人间事。我问的第一件事，就是父亲的死。母亲叙述的每一句话，我都死死记住，记到我死。母亲告诉我：首先得知死讯的，是梁漱溟和张申府。那日，父亲死在了北京人民医院。母亲从白塔寺大街出来，走到西四的时候，便碰上了迎面走来的梁、张二人。在街头，他俩问道：“伯钧现在怎么样了？”母亲说：“他去世了，刚刚走的。”张申府，这个与父亲从青年时代就相识，一道漂洋过海去欧洲留学的人，满脸凄怆，低头无语。梁漱溟，这个同我爸一起为民盟的建立而奔走呼号，又先后被民盟摒弃在外的人，伫立良久。尔后，梁公说：“也好，免得伯钧受苦。”接着，母亲又告诉我：父亲死后，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搬家。好不容易给了建国门外永安里的两间一套的单元房。……母亲说：“自搬到建国门，我就清静了，谁都不知道新地址。可是，你能猜想得到吗？是谁第一个来看我？”我从亲戚系列里，说了一长串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我从“农工”系列里，挑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我从民盟系列里，拣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我说：“如果这些人，都不是的话，那我就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来咱们家呢？”“我想你是猜不到的，就连我也没想到。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拣米准备焖晚饭。忽听咚咚敲门声，我的心缩紧了。怕又是造反派搞到咱们家地址，找上门来打砸抢。我提心吊胆地问：‘谁？’门外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这里，是不是李健生大姐的寓所？’她的话带有江浙口音，我一点也不熟悉。忙问：‘你是谁？’门外人回答：‘我是潘素，特地来看望李大姐的。’我赶紧把门一开，果然是潘素站在那里，我一把将她拉进门来。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她身后还站着张伯驹。几年不见，老人家身体已不如从前了，头发都白了。脚上的布鞋，满是泥和土。为了看我，从地安门到建国门，不知这二老走了多少路。”听到这里，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只觉一股热血直冲胸膛——我是在关押中接到父亡的电报，悲恸欲绝。《易经》上说：伤在外者，必返其家。一家骨肉，往往也相守以死，而我却不能。狱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亲凄苦而死，母亲悲苦无告。有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跟前，看上一眼？有谁敢对我那可怜的母亲，说上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我遍寻于上上下下亲亲疏疏远远近近的亲朋友好，万没有想到张伯驹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如今，我一万遍地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他怎么能和父亲的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他怎能和父亲的那些共同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关照与接济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坠逝，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母亲又说：张伯驹夫妇在我家只呆了几十分钟，恐怕还不及他俩走路的时间长。母亲要沏茶，潘素不让，说，“伯驹看到你，便放心了。我们坐坐就走，还要赶路。”张伯驹对母亲说：“对伯钧先生的去世，我非常悲痛。我虽不懂政治，但我十分尊重伯钧先生。他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自己本已不幸，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恸，是个大丈夫。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看看。现在又听说小愚在四川被抓起来，心里就更有说不出的沉重。早先，对身处困境的袁克定，凭着个人能力还能帮上忙。今天，看着李大姐的痛苦和艰辛，自己已是有心无力。”“张先生，快莫说这些。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的慰问者，你们夫妇是第一人。此情此义，重过黄金。伯钧地下有知，当感激涕零。”话说到此，母亲已是泪流满面。……母亲的叙述，令我心潮难平。政治吞没人，尤其像中国的各种运动，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当然，知识分子往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硬度则来自那优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人性与独立意志。他以此抗拒着政治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落，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过着他那份生活。张伯钧的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他的一颗心，一颗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2006年9月8日 3 张纸条儿了已经
往事并不如烟——储安平（摘）
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
“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2006年9月5日 一张纸条儿了已经
梦境一种
从恒温二十度的地铁站冲进空调坏了的小巴，我湿淋淋的脑袋正和眼镜一样，一片糊涂，熟悉的音乐突然就劈头盖脸地砸进眼前白茫茫的世界里……
我不是有意要写得这么后现代，只是发生的一切都实在有点戏剧化。
我从来没有在香港遇上过空调坏了的小巴。
我从来没有在香港的小巴车上听见过音乐。
我从来没有在香港，任何的公共场所，听到这样的旋律——
“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挣脱怀抱……”
世界在汪峰的声音里一片朦胧，不真实得让人想流泪。
我蜷进车尾的角落，闭上眼睛，央求这声音不要停，不要停。
我看见镜头里那个叫嫣芳的年轻女孩，她慢慢地说，我十六岁一个人到北京，背着吉他，带着三十块钱，晚上不知道去哪里。我在地道里看到一个男人弹吉他，就在他身边坐下来，我坐了很久，听他唱完一首又一首歌，然后我们开始聊天。后来他给我一百块钱，让我回家。他说，你还小，不要在北京流浪。我没有听，我一直留了下来。
我听见这个不美丽的女孩子，昂起脸，倔强地唱，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挣脱怀抱……
我听见她弹吉他，微笑着，唱自己写的歌词，《谁会在乎》：“你们这个世界认为的好，我不要。”
我记得她的声音很坚硬，在高音的地方，用力地唱，一直唱到沙哑。
我听见唐朝乐队的国际歌，我听见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我听见郑智化的年轻时代，我听见各自放纵的KTV里，那些熟悉的面孔唱着破碎的梦想，掷地有声。
我看见月黑风高的夜晚，在青草和啤酒里，和他们，她们，调侃爱情，戏谑诗歌，欲拒还迎地讨论理想。
窗外的世界重新清晰，巨大的广告牌幅从四面压来，内衣明星搔首弄姿，极尽妖媚之能事；路人甲乙丙丁花枝招展，香气扑鼻，整齐地排列在红绿灯两边。斑马线旁不知疲倦地响着“嘀－嘀－嘀－嘀”或“嘀嘀嘀嘀”的声音，提醒人们随时保持秩序，随时紧跟效率。
2006年8月25日 4 张纸条儿了已经
学习抖包袱
2006年8月23日 一张纸条儿了已经
漂泊
2006年8月22日 4 张纸条儿了已经
搬家@自然卷
周末，把自己扔进阿麦书房和无印良品，在喧闹的铜锣湾竟然独享安静地泡了两个下午。
发觉自己开始愈发变态地买书，和迷恋MUJI的东西了……
在阿麦书房听到很好听的背景男声，当即买回了那张CD，原来是《自然卷》，台湾一个年轻的非主流组合。环绕在安静书房里的声音是奇哥，一首在台北搬家的故事，却让我听到了香港的味道。
呵呵，境由心生……
搬家@自然卷 主唱：奇哥
三箱的CD 两箱的玩具
四箱的书 半箱的秘密
发黄的墙壁
刮花的磨石地 年轮的回忆
怎么整理 在士林的五坪里晾着内衣
楼下的７-１１是营养补给
呼吸着不怎么新鲜的空气
不知不觉 门上贴了个喜
We Are Family
Are we moving moving moving moving To a place with free
Are we moving moving moving moving To a place without lonely
I wish
凋零的市区 奢侈的郊区
骄傲的闹区 游戏的学区
钢筋水泥的台北丛林
生存下来需要一点勇气
搬离一个半成品
搬到下一次累积
两百公里外的妈咪
依然等着我
不是不想回去
觉得有点来不及
I am moving moving moving moving
To a place with free
I am moving moving moving moving
To a place without lonely
I wanna go home
Which one could be the one
I am still moving moving moving moving
To a place with free
I am still moving moving moving moving
To a place without lonely …….
<自然卷>乐队第二张专集，“大卷包小卷”，但现在乐队已经解散…
2006年8月13日 3 张纸条儿了已经
远离真相的世界
必须承认，石头的确好看，手法耳目一新（对中国观众而言），幽默得很本土，故事讲得很机灵。大笑完了之后，还能让人心里稍微回荡些什么。小市民的小炎凉，讨了观众的欢心，也赚了大把笑声和银子。就像超女一样，邻家小姑娘在舞台上放声歌唱，她鼓着勇气的样子很容易让观众心疼。但是小姑娘真能像柯阿姨说的，“拯救流行乐坛”吗？一部有那么点灵气的小电影，真的成了“中国电影的希望”了？石头好看，但，有“那么”好看吗？
石头再好看，也是甜点，不是主菜。呼声那么高，是因为中国电影观众在对主菜的等待上，饥饿太久了。
超女再流行，也是娱乐，不是音乐。选票那么多，是因为大家在主旋律里“高雅”太久了，急需“低俗”一回。
同样地，郭敬明再畅销，也是文字，不是文学。粉丝那么多，是因为今天文学的粗制滥造，让孩子们根本模糊了两者的界线。
我们可以夸奖甜点做得好，娱乐得快活，文字得情调。但是把文字当文学，把甜点当主菜，心满意足地说我们被拯救了，我们有希望了，这不是挺悲哀的一件事情吗。
媒体挣扎在竞争的压力下，不停制造标新立异的概念和危言耸听的结论，拼命抓住眼球，抓住市场。看客虚荣在五光十色的信息里，脚步紧跟，口径一致，生怕一不留神，潮流的快车就从眼皮下开走了。这边厢，“有良知”的媒体愤青抱怨自己必须“跟大众市场妥协”；那边厢，“被忽悠”的广大观众集体声讨媒体“浮躁低俗”。
保持清醒，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今天，大家都急于做出点什么，表现点什么的中国，尤其不容易。而我们，似乎正合力营造一种离心力，让世界，和它真实的样子，渐渐远离。。
衷心希望，这些，只是我的危言耸听。
2006年8月9日 7 张纸条儿了已经
若若安归来
2006年8月8日 3 张纸条儿了已经
三万英尺随想
这是在飞机上完成的一篇博客。尽管完成它的工作是纸、是笔，但似乎我已经开始习惯把这样零散的文字或是日记统称为博客了。博客的概念，公开不公开，早就不是个问题。木姐姐爽过了，竹姐姐脱过了，芙姐姐糟蹋过了，各路明星也一齐出马，在博客江湖里厮杀的天昏地暗了。平凡如我辈，即便拼上老命某某横陈，求爷爷告奶奶地漏点隐私，估计也没几个人有功夫在意。所以，就这么一写了，还是那句老话：每日一博，健康生活~~（我用了一个月再博，绝对亚健康。。）
说说这趟飞机，深圳航空，波音737小型，ZH9558，目的地：无锡。在广州机场时，好不兴奋地给大陆同胞发短信：“张小平中国移动版今日诞生，有效截至7月30日。”算上刚在广州霍霍掉的一个多星期，这是自从到HK以来，我最长的一个假期了，三十天，而且合情合法——可不是我逃避工作，呵呵，我是被特区政府驱逐的……此前，还跟好友一本正经地商量怎么纪念这被驱逐的日子，说旅游，说西北，说内蒙，说云南，说的豪情满怀心有戚戚。如今，朋友毫无悬念地踏上唧唧复唧唧的工作之路，我也急不可耐地爬上回家的飞机。只有在那个“被遗忘”的博客上，我眼巴巴地看着，一些和我们一样的平凡人，怎样选择了我们没有勇气抑或幸运去实现的流浪梦想。
我不认识夏。在space上，他的居住地址是香格里拉。夏的MSN的名字里有个521，猜想必也是个重情之人。他的思想沉重而轻灵，他的笔触热烈而冷默。他用荒唐形容自己，他选择远方告别，或者实现青春，他用安魂曲伴随流浪。夏说：“人們不需要智慧，好比曾經擺在路邊，沒有畫框的凡高的畫，從來沒有真正的藝術過。”夏说：“孤单，要么颓废占据我身，要么坚强进入我心，我渴望后者。”
我完全不了解这个人，也不想用我们所说的“奇迹”去妄加评论一个也许坚强也许脆弱也许只是平凡的灵魂。只是，我仍然敬佩这样的选择，以及它背后，必然的决绝和勇气。 香港特区告诉我，8月1日签约正式工作。从此我与“学生”这个词彻底告别。朋友恭喜我：终于把自己卖掉了。我心里说： 没有，是我终于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
想起那天，在海琴湾27楼落地玻璃窗前的谈话。 Z抱着公仔坐在窗帘后的角落里，盯着前方广州百分之一概率的碧水蓝天珠江景，说，“冒险让我觉得快乐，做好了实业的基础后，也许我会不断投资、投资。”眼里，亮光闪烁。 Andy面对的是一排排江景豪宅，眉头微锁，“我不能有太多风险，我希望我的事业是稳定的、可预见的、慢慢的进步。这年代生活不易，希望我的孩子能过好日子就行了。” 我站在他们中间，看两个本是轻狂年纪的年轻人理性的计划，低调的语气，和眼里隐藏的光彩（或者杀气：p），忽然觉得，其实站在这个所谓的分岔路口，我们仍然清楚地看到了自由，把握了机会，也准备了承担责任。
夏选择在香格里拉半隐半读，Z选择从他热爱的cisco开始，Andy选择进入体制内，改造我们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而我从旁看着，在满足中，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一个旁观的身份，一个冷静的视角，一颗能被感动的、热情的心，和一点尽力而为的改变。
常常想我们这些人，五年后是什么样子，十年后又是什么样子。今天努力计划的一切，实现了多少？今天意气风发的梦想，剩下了几何？但其实不重要，真的不重要，今天我真心地为这班朋友自豪，相信明天也是一样。因为重要的，不是结果。重要的是我们梦想了，努力了，然后认真经历着粗糙生活的一切，失败也罢，成功也罢，真正收获的，都在心里。
飞机终于开始降落。从三万英尺的高空，俯身看到的这个夜间城市，是我从来不能想象的，最壮美的景色。
遍地星光，遍地传说。
很快，我将要汇成它们中微小的一点，和朋友们各安一方，再难有交集。但让我们都努力、努力地发光吧，也许从天上看，我们之间曲折的微光，恰恰是个美丽的星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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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22日 3 张纸条儿了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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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26日 9 张纸条儿了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