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st back from class..I should continue the topic but too busy for these days and too tired to continue. Anyway, 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go up as usual. But now, it’s really hard to hold….

 

So miss u dear, I beg u know?  

先唠叨一些题外话，昨天写完龙应台已经是晚上了，看了两集friends就堕落地睡去，早上八点半很乖地爬起来，准备看看课件看看新闻，结果突发奇想地开始收拾房间，物质的房间和精神的space，一个早上的成果就是现在的若若安的房子，放进去一些朋友的和喜欢的链接，放进去一些假装文化的东东，然后把space颜色变得干净了一点，呵呵，舒坦~~

 

接着昨天的讲座，代表香港的讲者是梁文道兄台。在昨天之前，我一直都以为他只是凤凰卫视一个会耍嘴皮子的主持人，和窦文涛中午侃侃三人行，自己弄弄网罗天下什么的。讲座之前，我无意间查了查他的经历，才不由得吓了一跳：

 

梁文道

籍贯：生于香港，于台湾成长后返港

学历：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简介：少年早慧，兴趣广泛，涉猎各方；17岁开始投稿生涯，频频发稿于《信报》、《明报》专栏版；1998年起开始参加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例如实验剧场编、导、演，行为艺术创作和视艺展览策划等等；又在各报刊杂志上发表剧评、影评、乐评、艺评、书评、文化和政治评论，期间也为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担任董事、主席或顾问之职、大学客席讲师、书院院长及杂志主编等。

现任职务：香港商业电台总监；

               香港商业电台《打书钉》节目主持

               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顾问；

               牛棚书院院长；

               凤凰卫视节目《锵锵三人行》、《大话世界杯》、《两极之旅》、《走进非洲》和《时事辩论会》主持；
               大学讲师；

               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董事、主席及顾问；

               专业书评人、艺评人，明报及信报评论专栏作者

         

我的老天啊，竟然同时做这么多事情，并且他的文章或者节目中也丝毫不会出现局促，更带着难得的平易近人的文化气息。

不过八卦一句，他本人真的有点胖胖阿~近看的时候发现啤酒肚好大~~~

讲座当天，梁文道和杨大明（中国《财经》周刊主编）是讲者中年轻一派的人物，我不能武断地说两人的资历学识谁强谁弱，但是短短十几分钟的讲话，现场真的就是高矮立现。文道不愧是知名主持，话说出口就成章，感情充沛理性十足，字字抑扬声声有力，前后逻辑清晰严密，绝对的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与平时文章里表达的对香港的怒其不争不同，今天的文道很坚定地说，在香港、北京、台北三个城市，毫无疑问地，香港是离公民社会的目标最近，也是走得最好的一个。他告诉场下的观众，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像香港这样，具有如此完美的理性、秩序、廉洁和法制文化。

他讲了一个小故事：去年香港七一大游行的时候，成千上百的游行者在湾仔警署附近静坐示威，警察用绳子在旁边隔离出一个通道，用于以防万一遣散伤者，当时气温很高，游行者在烈日下已经坚持了很多小时，开始有人体力不支晕倒。就在这时，有个男子开始试图穿越警戒绳，他从警戒绳下钻出来，向警察走去，警察们非常紧张，开始准备武器，觉得情况也许很快就会失控，也许静坐最终要变成暴动……但谁也没想到，那个男子只是走到警察身后，把手里一个空的可乐罐丢进那里的垃圾筒，然后赶忙和警察挥挥手道歉说：“对唔住阿sir对唔住阿sir”,然后就又自己退回了线内安静地坐着。

文道最后感慨着说：你们谁见过这样游行的？你们谁在哪个国家见过这样子的示威的？只有香港，只有香港可以做到。香港的理性、秩序、法制、文明不是英国佬恩赐的，不是殖民时期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所谓的英国人的法律加中国人的勤奋造就的，香港的一切文明都来源于祖祖辈辈香港人自己的努力，一代一代的人摸索、牺牲，才有今天的民主，今天的法治，今天这个连游行示威时都不愿意把可乐罐丢在地上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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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梁文：

爱国港人的六四创伤（梁文道）

      不久前离世的法国诠释学大师利科(PaulRicoeur)，曾经说过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不把未完成的许诺重新恢复活跃起来的话，那么所有的乌托邦都将是空虚的。」的确，所有乌托邦都是对美好未来的许诺。乌托邦之所以显得虚幻缥缈，是因为它们总是未能达成难以实现。然而也正因为乌托邦总是怎么等都等不来，因此它才是那么美丽那么诱人。对很多人来说，1989年的六四民运也是一次乌托邦式的运动，为我们许诺了一个更民主更公正更开放的未来中国；但它终于陨落溃散，消失在胜利者的「平静」历史之中。可是，为了不使它彻底沦落空虚，总还是有那么一些人想要活化那个未完成的许诺。除非认为民主开放公正的中国只是纯粹的虚幻，否则我们就有责任去恢复记忆，让那个乌托邦继续成为有吸引力的美好前景。毕竟，未来与不来，还是有很大分别的。

      记忆是必要的道德责任，问题只是该怎么去记。比如说，一年一度的六四纪念晚会就是一种记忆方式。十多年来，它不断被人诟病太过扁平、太过公式化，总是同一批人站在台上(虽然少了刘千石也多了些新面孔)，喊相同的口号唱相同的歌，和大致雷同的程序。在媒体眼中，它最大的意义就是参与者的数字，而这量化的数字就成了香港人熟记或淡忘六四的指标。于是关于六四，似乎就只有记得/不记得(或者「平反六四」/「向前看」)两种选项。但记忆又岂能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就算要记住六四，我们能不能也问一下该怎么记呢？

      六四烛光晚会不是不重要，但与其说它是一种记忆(re-membering)，倒不如说是一种佛洛伊德描述的病理现象：「重复」(repetition)。有些受到巨大创伤的人会不断强迫地在脑海中回到那个使他痛苦受伤的场景，但他既不知受伤的原因也不知自己的伤口究竟何在，他未必记得起那桩事件前后的细节，但却再三执迷地回到事发的那一刻，甚且伴以仪式性的固定行为模式。同样地，那些当年签名发表过联署声明，如今却老是梦呓般地要大家「向前看」的人，也很像患上了另一种精神官能症：「失忆」(amnesia)。总是记不起受到创伤的那一刻发生了什么事，彷佛自己从未经过那段折磨。无论是重复还是失忆，都算不上真正健康的记忆。而重复与失忆两种普遍现象的存在，都说明了六四确实是香港人集体经历的一次创伤性经验，有待治疗。要治疗就得毫无保留地回顾那段经历，把它完整地说成故事。但是非常可惜，中国政府固然压抑了记忆六四的复健努力，就连香港人自己也没有试吁去挣扎地说出自己的完整故事。自1989年六四事发后一连串的图册见证与资料集出版后，至今没有任何一部著作严肃地回顾与分析六四在香港造成的效应。其他形式的作品也不多见，例如电影，据知也就只有舒琪在1990年拍的《没有太阳的日子》。

      六四留下的伤口，至今仍然缠绕香港，它的影响远远超出集会人数和政治人物的诚信这些已知的表面徵状。事实上，今天关于爱国、民主化和香港人政治参与的热情等种种争论，其实都走不出它的阴影。

      还记得1989年6月初在《信报》发表的一篇评论里，我曾说过这场运动在北京或许是「民主运动」，但在香港却彻底变成一次「民族主义运动」。现在想来，当时那篇文章措辞或许失之武断，但我依然认为其基本判断是没错的。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当年从4月到6月之间，香港社会弥漫的空前热情，其实更多地是与中国人的民族认同相关。例如当时市民们朗朗上口的《做个勇敢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与《龙的传人》，在北京天安门前一片反官倒声中并不常闻。因为对身在北京的内地人而言，中国人的身分是不证自明的，搞民主运动和唱歌表白自己的中国人身分有什么关系呢。所谓「爱国民主运动」的重点就是民主，「爱国」二字是用来定性这场运动的政治正确的前缀词罢了。反观香港，经过20多年的经济腾飞，与对内地政治社会的相对隔绝之后，这场运动却是触发港人重新认识国情重新在情感上「认祖归宗」的契机。不少香港人未必清楚广场上群众各式各样诉求的具体内容，但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去看电视听广播，去和同事同学讨论运动走势，心底下贯注的就是一种要把身在殖民地的自己和中国连接起来的情绪力量。因此，我们大可以说，比起关注本土议题的七一，89年香港搞的其实是一次史无前例空前庞大的爱国运动。它发动的激情是再多的《心系家国》都比不上的。

      引发这股浪潮的自然是当时在北京追求民主化的学运。早有不少论者指出，香港人的热情是建立在对前途的预想上的。很多市民认为如果中国在97年前就已经开展了民主化的政制改革，那么回归也就不再是一件令人惧怕的事了。对中国民主的热烈渴求导生了港人的国族认同，民主与爱国在这段时期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后来支联会的最大动力，也成为民主党等泛民主派的政治资源和背景。

      可是，当香港各阶层曾经寄以巨大希望的运动被碾在坦克履带底下，火热的心也就坠入冰冷的深渊了。必须接受现实的香港人发现原来动员了整个社会力量的集体行动，也无法改变中国领导人的意志之后，就再也提不起劲去参与包括集会游行在内的各项政治活动。自此之后，一般香港人开始进入一段政治低气压时期，不只不想参与政治也不大关心政治，反正政治局势的推演与我无关，也不受我影响。情势要等到2003年的七一游行之前才有所改变。

      六四的结局不只压抑了香港人参与政治的热情，延滞了曾经可望可即的民主前景，同时使得香港人对于「爱国」产生了抽离的情绪。这就是香港的六四创伤综合症。所以叫香港人透过欣赏国家十多年来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去放下六四，就等于要香港人否定自己的过去，否定自己当年爆发的民族情感，转而认同一种更现实更功利的爱国主义。然而这是哪门子的爱国呢？同样地，把源生于一场爱国运动的支联会标签为「反中乱港」，也等于是叫那批香港人认错，承认自己当年站错边。要民主派与支联会划清界限，就是要部分香港人放弃争取中国民主化的疑想，把注意力集中在深圳河以南就好。无视六四事件在现代香港人民族认同过程里的奠基性地位，否定它掩埋它遗忘它，因此是一种撕裂他们爱国热情的冷酷举动。

      如果参加六四烛光集会的人数少了，并不是经历过那段创伤的人早已康复，而是他们一方面不想困在不可解的重复诡局，另一面则日渐接受更加现实的失忆状态。患上了六四创伤综合症的香港人，会在需要的时候得体地回答「我哼的是国歌」，会在恰当的场合别上一枚国旗徽章；但是在心底里，他们就像一些曾经遭受父母侵犯的小孩，有的只是冷默、疏离、不信任。

 

 

      或许是在中大留下的印象，印象中的大学讲座，无论讲者是社会名流还是学术泰斗，至多只是引起学生争相购票，再不然就是门口走廊都站着人挤个水泄不通，但是这类讲座的真正的影响力还基本上局限在大学范围内，社会人士对于这些是不清楚的。

 

      正因为这样的印象，今天下午到了graduate house的演讲厅前，我还是小小地惊异了一下，惊异于这个讲座的规模和影响力。讲座的主题是：公民社会离我们有多远？（Civil Society on Move?）——从北京、台北、香港三地的新闻媒体透视公民社会程度。是思索香港（rethinking HK）论坛的系列讲座之一，主持人是龙应台女士，四位主讲嘉宾分别是来自台湾的王健壮、金惟纯，来自香港的梁文道，和来自北京的《财经》周刊总编杨大明。原本已经很震撼于这个讲座的主讲阵容了，没想到讲座刚开始，龙应台就开始不慌不忙地介绍隐匿在我们这些小观众之中的卧虎藏龙的大牛们，有台湾报业领导，有凤凰卫视杨锦麟，有南方周末副主编，有南方人物周刊主编秦晖，有某某作家某某评论员等等，最后竟然还意外地在提问环节看到了安替，呵呵。坐在一大堆观众里的我就顺着龙应台的手势四处张望，崇拜又惊喜地看着那些对我来说几乎是偶像级别的媒体领袖，然后大喘气，小声地尖叫，身边的同学形容我贪婪的表情就好像看见美丽的大闸蟹一样……

 

 

龙应台：

      讲座正式开始的瞬间，我就被龙应台彻底征服了。

      之前没有听过她的讲座真是遗憾，我从来没有想到演讲可以是用这样温文尔雅的、文学的方式进行的，也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如此温和、礼貌的娴静女人，在慢条斯理的字句里，可以表达如此坚定和不可抗拒的力量。

      今天龙应台的身份是主持而不是讲者，因此她谦和地介绍别人，作衔接和总结，但很奇怪地，四个男人的讲座就这样被她不动声色、不温不火地控制了了。当她用优美的文学语言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台湾社会的时候，当她温和但严肃地向讲者提问的时候，当她用清澈的声音坚定地说“我们无从选择，我们必须相信”的时候，很难想象，我，我们就是这样被她打动了，没有激昂的口号，没有煽动性的语言，没有富有表现力的身体语言，没有任何一种我们所接触过的新东方或者成功学式的讲座模式，只是平和、温柔，却透着高出那些所有的无法抗拒的power。

     我始终不喜欢称呼龙应台为先生，虽然那似乎是对于一个知识女性的最尊敬的称谓，比如杨绛。但龙应台的魅力不在于她可以和任何一个男性领袖媲美的学识和才干，而恰恰在于她身上女性的魅力，这些是“先生”这个男性称谓所完全欠缺的。这是让很多内地人嗟叹的台湾女性的魅力，特殊的温柔、典雅和力量。

 

     想起来自己很久以前和wr说过的，我始终讨厌女强人，或者那些刻意把自己磨练得干练辛辣的女人们，女人的最大魅力来源于自身，把智慧和能量通过最女性的方式表达，才具有最难以抵挡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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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龙应台文片断—— 超越台湾主义

      我是一個鄉下警察的女兒。鄉下警察的待遇太差，養不起四個孩子，所以鄉下警察的妻就去編織魚網。一天織十個小時，可以掙八十塊錢。她同時找到一塊荒地養豬，每天清晨到爛泥潭中割牧草做為飼料。因為結網，她的手摸起來像繩索一樣粗；因為牧草割 手，她麻粗的手經常流血。

     十四歲的我所親近的世界由五種人構成。赤腳的漁民，在冬夜裡摸著黑上船，清晨回來；常常有人去了不回來，妻女就在海灘上抱著衣物招魂，哀哀哭泣。外省老兵扛著帶刺刀的步槍，巡守海岸，海的對岸是他們妻女父母所在的家鄉，也是他們槍口瞄準的方 向。

     老兵通常孤獨一生，往往死了好幾天之後才被人發覺。那能娶妻的，娶的通常是比他們更邊緣的人。從原住民部落出來，那眼睛深邃的女人背著孩子，在防空洞上種絲瓜。

     鄉裡有個大陳村，大陳人穿著在我看來是「古時候」的衣服，講一種聽不懂的語言。梳著髻的婆婆艱難地彎身，在牆角燒煤，一群雞在她腳邊。

     我心目中的「有錢人」，是鄉裡的醫生。他說閩南語，但是用日文夾著德文寫藥單。似乎知道這外省鄉下警察連孩子的感冒藥都難以負擔，他通常不收錢。而真正繳不起學 費時，警察妻就?腆地去向醫生借貸，醫生把錢放進她手裡，說，「小心孩子，不要感 冒。」

     那鄉下警察兼養豬戶的小孩，我，講一口土氣的閩南語，就在外省老兵、部落原住民、倉皇撤退的大陳人和閩南漁民的沈靜的溫柔環抱中長大。幫母親餵完豬之後，來到父親面前；這湖南來的鄉下警察脫了制服，坐在醬油色的竹椅上，他的白色汗衫已經被洗得稀薄，幾乎就是破爛了。就著電力昏昏的燈，站著，我開始背誦「滕王閣序」。這是一九六七年的台灣。

     一九九五年九月，以政務官的身份我站在台北議會接受質詢，青天霹靂而來的不是質詢，而是指控：「你，不是台灣人！」當我修復地層下陷的林語堂、錢穆故居時，隆隆的指責是，「林語堂、錢穆都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你為什麼修他們的房子！」當我試圖將二二八紀念館以公開競標的方式尋找經營者時，我必須忍受被指為「文化殺手」，「外省文化局長在消滅台灣本土文化！」而時不時，一張匿名的傳真信會交到我手上：「中國人，滾回去！」

     三年半，不吭聲，只是分秒必爭地把事情一件一件做出來。我可以面對叫囂震天，不眨眼、不說話；我的篤定從哪裡來？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滿面滄桑的漁民，那喝醉了就痛哭失聲的老兵，那逃走又被追回來的部落女人，那無法與人交談的大陳婆婆，那在診室裡聽貝多芬的醫生，那鄉下警察和他養豬織網的妻子；這些鄉人從未叫囂，卻給過我一生用之不盡的溫暖和信任。什麼是台灣人？不必由你來告訴我。

 

 

摘自龙应台在中国的讲座————

 

我总觉得对许多困苦的人有不忍之心。柳宗元有篇短篇小说叫《捕蛇者说》，就是说人的社会生存的困苦比捕蛇的危险和灾害还大。这个故事虽不能比喻今天的中国，但当我看见如今城市里高速的发展和依然穷困的乡村差异时，我不得不联想到这个故事。公民社会的建立就好比一群喝醉的人，总需要找一个清醒的人把他们送回家。那么，将来，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就在于这样清醒的人有多少。根据司马迁“富而有礼”的指示，这样清醒的少数，可能就在一个社会的企业家中。

 

如果有人问我，我们为什么要改造社会，为什么要有人文关怀，我个人的理由就是“不忍之心”。因为，在繁华隐藏的苦难中让我生出“不忍”，我称之为“soft power”，“温柔的权力”我相信它可以延展到各个层面，它比轰轰烈烈的伟业，可能更有效。

 

有一次我带领交响乐团到台湾乡下去演出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搭台搭了三天，一个6万人的小镇来了1.5万人，演出开始前，大雨倾盆，1.5万个农民坐在台下一个也没走。散场后，一个老伯对我说：蝴蝶夫人算不了什么，你下次把比柴的“卡门”带来。

 

……

 

对公民社会这个概念不是很熟悉，于是看了一些资料，从龙应台之前有关的讲座看起：

摘自龙应台企业讲座——————

 

美国著名的钢铁大王卡耐基有句名言：“一个人到死的时候还是家财万贯，这是一种耻辱。”这句话令我很感动，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财富来自社会，到死时这个人一生都没有回馈社会，这个人是可耻的。此话虽简短却很深刻。正是有如此的一种公共观念的影响，2003年美国仅慈善捐款就高达2030亿美元，这么高的捐款都是如何用途和分布的呢？其中49%进入医疗系统，11.5%资助宗教,11.5%用于社会福利,11.9%投入教育,2.3%用于资助艺术。而台湾有一种特别典型的现象就是慈善捐款的主要流向是寺庙,我认为二者的动机是有差异的,卡耐基观念影响的美国社会主要将慈善公益视为回馈社会的义举,而中国社会多将慈善公益视为自己增添福报、为子孙积累阴德,范围再大就是为自己的宗族，或造福乡里，很少有为普遍的社会回馈的观念。

 

美国2030亿福利捐款中有42%来自极少数4.9%的富人,而所谓富人是家产超过100万美元,其13%来自社会0.22%的极有钱人。美国成功的企业家的遗产捐款的58%是来自0.4%的家族,在整个遗产中49%捐给社会,子嗣只有21%。1995——1997年间,遗产总值增长65%，而社会公益增长110%，子嗣增长57%。这个统计表明越来越多的富人不把钱留给子女，而将钱捐给社会。

 

但是不是只有富人才关注社会福利呢？其实70.1%的普通的美国人经常捐款,他们捐款的金额虽很少,但也是每年每人会捐1075美元,所以,2030亿美元中,不仅是家财万贯的人在捐款,还有包括70%的普通百姓在捐款,可见,捐款的人群在美国是很普遍的。

 

还有一种资助社会的方式就是作“志工”(大陆叫“义工”、志愿者)。当一个人没有钱贡献给社会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的时间捐出来。北欧国家有55.5%的人去作“志工”，比如一个星期有一个下午到孤儿院去工作，临终病房慰藉工作、美术馆讲解员等等，而美国也有1.09亿在做“志工”，折成时间为190亿/年小时，折算成金钱2250亿美元。这表明普通老百姓也有回馈社会的强烈观念。如果没有钱，就用时间来代替。

 

世界“志工”最慷慨的国家是荷兰和北欧三国。老人在美国也做“志工”，47.5%的55岁以上的长者长期做“志工”，即2770万老人作“志工”，平均每周3.3小时。

 

我们发现，美国有大量的“志工”在支撑这个社会，尤其是在照顾社会弱者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就是一个公民社会的有效状态。

 

就定义来说，公民社会当然有政府存在，有营利的商业机构存在，而政府是有组织的或有意识形态的目的的，而商业机构有利己的动机，所以，就出现了第三种势力，或者叫第三种力量，就是超越政府、商业机构之外的独立势力。它可以补政府之不足，在台湾这方面表现特别明显，当发生重大灾难时，政府机构组织人员的动员能力不如慈济功德会这样的民间机构。

 

目前，美国有1200万非营利的机构。我居住的德国每年就增加800个基金会。他们每日的工作不仅就是补政府的不足，而且，对政府权力的滥用进行监督和抗衡，所以一个社会第三势力独立的板块越大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开放空间就越大。